这种人，在我眼里，不过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而已，既然是坏蛋，那就无需对他彬彬有礼。
九月末，周日，我和胡因从河埠匆匆忙忙赶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这是胡因与那个高瘦的男人约好见面的时间——我守在市精神病院的大门口，翘首以盼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昨夜冷空气毫无征兆地南下，清晨又下起一阵凉飕飕的小雨。不过现在雨停歇了，我这才注意到，即使我撑了把大雨伞，但裤脚还是湿了个透，我感到有稍微的凉意袭来。
大约三米之远处，一棵高大的乔木长满湿冷的叶子，雨水在叶子上反射出耀眼的寒亮，树下铺就了一层刚刚掉落的浅薄的黄叶。秋天，它真得是早早地入侵了这座城市，而那个叫河埠的地方，或许因为被群山叠嶂层层环抱，所以找不到任何秋天的痕迹。
市精神病院地处郊区，坐落在一道矮短的山冈上，连公交车都直达不到，偏僻得要命。我想，这种地方肯定很少人来，因为我一个人来医院所走的路，尽是些杂草丛生的小岔道，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大路，却也是一条黏黏的黄泥巴路。还有——我一想到身后这栋孤零零的古式旧楼里，集中着一群神志不清的精神病患者，更觉寒从脚生。想必很多人跟我的想法一样。我下意识地裹紧了早上从箱底翻出来的秋天的外套。
“还没见人影？”胡因从旧楼里走出来问我。
“是啊。”我颇有感触地说：“来这里的交通太不便利，恐怕要耽误一些时间。”
“十一点半了，也应该快到了。”胡因朝黄泥巴路的尽头望去，不过眼神有些失望。
“我想起来了，六月份我看过一份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了你爸爸参加了全国性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这事对于我们这个小城市来说，是何等荣耀啊。”
“可不是吗？”胡因骄傲地说。
“可我想不明白，你爸爸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工作？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你这就势利了。”她停顿片刻说：“我爸爸是上海下放知青，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上海交大医学院，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但为了我妈，最终选择了回来。”
然后她又遗憾地说： “不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不把我和我妈带到上海去，大人的世界，我真搞不懂。唉——，既然搞不懂，那不懂就好了。”
“从来没听你说过。你可是半个上海姑娘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哪里的姑娘不是姑娘啊？”胡因笑着说。
“那可不一样，说不定哪天你撒腿就回上海了。”
“未来的事，谁也料不准，不想那么远啦。”
“也是哦。”我附和了一声。
“不过，我的户口转到上海去了，我准备在上海参加高考。”她略带优越的口吻说道。
“行啊，你。那我也报考上海的大学。”我嬉皮笑脸地凑着近乎。
“你行吗？”她开玩笑地挖苦我道。
我和胡因正说着话，大婶，金桔大妈，那个高瘦的男人来了。他们是开着一辆三轮车来的。车的轮胎上沾满了黄泥，看样子快要打滑。
“实在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三轮车开到楼门口停了下来，那个高瘦的男人跳下车说。说完，他才转身把车门打开。他把手伸到车内，想搀扶金桔大妈下车。
“不去，我不去。”我听到车内弱弱的胆怯的声音。
“下车吧，让专家医生诊诊，没大毛病，咱们就回家。”大婶一边温柔地像哄三岁小孩的口气说道，一边松绑金桔大妈身上的麻绳。
“回家，回家。”金桔大妈突然手舞足蹈地甩开松懈的麻绳囔道。她的手臂猛烈地撞击到坚硬的车顶，发出一阵“砰砰砰”的响声。她又凄惨地囔叫道：“痛，好痛。”
“下车————”那个高瘦的男人一下子变得急躁起来，他不耐烦地大声地呵斥道。
我心里老一个劲地称呼他“那个高瘦的男人”，就算不是徐放的爸爸，我也该叫他一声“叔叔”，为此，我曾感到我对他的不敬与偏见，不过，他以如此恶劣的态度对待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而且是对待与自己同枕共眠多年的妻子，这种人，在我眼里，不过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而已，既然是坏蛋，那就无需对他彬彬有礼。
“下车吧。”大婶不满地朝他瞪了一眼。
“啊！你们用绳子绑她过来的！”胡因在一旁失声地叫道。
“没办法，她怎么也不来，折腾了半天才把她弄上车，上了车又乱蹬乱踢，几个人都搞不定她。”那个高瘦的男人说。
我和胡因进一步走近三轮车，想帮衬他一把。我朝车内望去，大婶双手紧紧抓住大妈的臂膀，以防止她乱来。我定睛看见金桔大妈的头发乱七八糟的，脸颊上两道风干的泪痕，两边嘴角结着像白粉末一样的干唾沫。显然不久前，她经历了一场与众人殊死的抗争和歇斯底里的喊叫，然而没有一个人呼应她，大家都蜂拥而上，抬腿的抬腿，抓手的抓手，抱腰的抱腰，拿绳的拿绳，把她五花大绑起来，再扔到车后座椅上。
“下车！”那个高瘦的男人又一声喊叫，再把手伸过去，一把拽着金桔大妈的胳膊，把她拉下车，可能用力过猛，金桔大妈的身子一倾斜，倒下了，上身顿时悬在车外，双脚朝上一阵乱踢。
“你别这样，丢人现眼！”大婶恶狠狠地对那个高瘦的男人骂道。
我和胡因几乎同时“哎呦”一声，抱住了正向下掉落的金桔大妈，再轻轻地把她挪到地面上。
“叔叔，你做得太过分了，大妈也是人，而且是个病人，你怎么可以这样粗鲁无礼地待她呢？”胡因看不过眼，满脸涨红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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