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写古诗？

我们为什么写古诗？

似乎是第二次被这个问题困扰了。

第一次反思这个问题，是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那时的诗词，于我来说，就是一件中国风的裙子。我喜欢她清婉的格调，优雅的旋律，旖旎的语言。像个掉进珠宝堆里的孩子，拚命捡拾着那些古朴沉香的辞藻，把它堆砌成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华丽宫殿。——红袖翠巾的妖娆，琴剑诗酒的洒脱，非花非雾的朦胧，欲说还羞的含蓄……我常常被自己的创意感动，似乎灵魂穿越到彼岸，依附进哪个秦楼女子的身体。后来有人问我，现在还有画楼吗，你的罗袖长啥样？你出差为什么不乘车却要泛一叶扁舟？孤馆寒窗，烛影摇红，难道连一盏电灯都供不起？这是哪个不开化的穷乡僻壤啊？……我的脸红了。

鲁迅先生在解释诗歌起源的时候，有一个很形象的“杭育杭育”理论，大致说一群人合力抬一重物，力不从心之时，有人情不自禁发出“杭育杭育”的呼哧声，这个声音感染了其他人，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同样的声音，一时间，工地上一片“杭育杭育”，你唱我和，此起彼伏。这是最早的诗歌，也是最早的音乐。所以诗歌首先是发自创作者内心的声音，真实的存在，真实的情感， “真”是它最基本的理念。相传我国第一首情诗就出自大禹妻子涂山氏女娇之手， "候人兮猗"，短短四字，承载了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丈夫的几十年的深切怀恋，这是望夫石的情怀。

我们为什么写古诗？

而今，当代古诗词似乎进入了一个膨胀期，传说中的六千万浩荡队伍，几十倍于全唐诗的产出量，多若牛毛的大咖专家，此起彼伏的门派口水，活蹦乱跳的虾米喽啰，挤挤于一堂，风生水起。学院派们端着他们古色古香的繁体字，拿着高倍放大镜寻觅着故纸堆里的冷峭典故；革新派则刻意从世俗的尘埃里刮一段潮湿的泥巴，堂而皇之地表上黑色标签，以示他们材质的新鲜；闲适清逸的才子佳子依然诗酒当歌，琴瑟和鸣；高亢的老干永远昂扬着不屈的头颅，把脖子上的青筋憋得根根勃起。同光嘲笑着盛唐的幼稚，西昆鄙夷着元白的无知。不知其数的诗者将自己命名为“杜二”“杜三”“小杜”“小小杜”……所有的人都在自摸自嗨，自争自斗。但是，和那时盛唐截然不同的是，六千万之外的民众，他们连看瓜吃瓜的兴趣都没有。在他们的心目中，永远是唐朝的“白日依山尽”，宋朝的“明月几时有”。

我们为什么写古诗？

那么，我们还要为什么写古诗？

我想首先我得为我心而写。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人生永远不是一帆风顺的镜湖。喜怒哀乐，忧思惊恐是人类心灵的基本构成。《毛序说》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见，歌咏嗟叹就是发泄情绪的良好途径之一。我认为少陵之《秋兴》，义山之《无题》，东坡之《大江东去》，易安之《寻寻觅觅》，或沉郁顿挫，或失落惆怅，或故作潇洒，或悲凉凄恻，无一不是情绪的宣泄。鱼玄机、朱淑真、贺双卿，历史上的很多女子，她们把情绪雕刻在时光深处，让我们从文字中认识了他们的一颦一笑。林黛玉说，“我一生与诗书作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情。”有了诗词，我可以用最美的语言描摹心事，把每一寸孤独都折叠成莲花的模样，又何须为谁开，倩谁赏？

其次我得为我眼而写。

在关注自身的同时，关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这是一种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历史上的很多诗人，在逐渐成熟之际，大都会把敏锐的目光投向社会深处，而改朝换代后的统治者，总是能够从前朝的文字中找出阴暗的蛛丝马迹，从而将他们打造成批判的工具，所以，杜甫的苦难诗便成了“史诗”。而白居易能在理论上提出了“歌诗合为事而作”，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觉悟，但是他终究不是局内人，即便有清醒的头脑，依然写不出刻骨铭心的沧桑。所以，我希望我为我的眼而作，描写真正的所见所闻所感，而非道听途说的人云亦云。

再次我得为我志而写。

煞有介事的专家大多喜欢拿作者的个别字法句法大做文章，诗人与诗人之间也喜欢比长论短，同类相轻，群里为此斗私批修，唾沫横飞。而我觉得，所有的技能，到最后都不是招数的比赛，而是境界的较量。被“史诗”般的沉郁顿挫压榨了一辈子的杜甫，在阴暗的“无题”中曲屈盘旋了大半生的李商隐，永远都无法体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种通透和彻悟。一本诗集，也是一个人生，翻开它的扉页，我们看见自己的过去，我们可以沉沦，可以自赏，但是更需要反思和修炼。所以，我希望我为我志而写，写出更明理的自己。

我们为什么写古诗？

诚然，诗歌的好坏其实是没有统一标准的，鲁迅评论红楼，说道学家、经学家、政治学家、才子佳人、八卦大王，不同的身份会品读出不同的观点。同一首诗，不同的人也同样可以读出不同的境界，这取决于读者的再创造程度。一天，看见某足浴店正门横幅赫然悬挂一句“洗足上床真一快”。落款是宋代大诗人陆游。也许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最好的诗了。

（2018.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