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07:朱子的为学进阶路线图

《朱子晚年定论》07:朱子的为学进阶路线图

应之甚恨未得相见，其为学规模次第如何？近来吕、陆门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见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甚觉不满人意。应之盖尝学于两家，未知其于此看得果如何，因话扣之，因书谕及为幸也。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且亦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养，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

这封《与周书谨》，本是写给周书谨的书信，却醉翁之意不在酒，谈及的是对另一位弟子石宗昭的关注。

周介，字叔谨，最初姓叶，字公谨，浙江丽水人，先后师从吕祖谦、朱熹。

石宗昭，字应之，浙江绍兴人，先后师从吕祖谦、陆九渊和朱熹。这个弟子在学问上有没有集大成不得而知，在拜师这件事上，却是不含糊的。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石宗昭的家境、出身不简单，在那个年代，能够得吕祖谦、陆九渊、朱熹任何一个人为师，已经是莫大的幸事了。这家伙居然一口气拜全了三位，绝对是幸运中的幸运，背后定然有出众之处。

朱熹之所以要写这封信，是想借这位遍拜天下名师的弟子石宗昭，引出当时吕祖谦、陆九渊两家弟子的门庭之争，进而引出“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恰恰是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的逻辑基础，所以，王阳明果断地将这封书信收入《朱子晚年定论》，以表明“致良知”之学与朱子理学的同根同源。

十分遗憾未能同应之相见，不知他现在为学的状况和进展是怎样的呢？近日来吕祖谦、陆九渊的门人互相排斥，这是因为各自抱持门户之见造成的偏颇，不能以公正之心看待天下的道理，甚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应之曾师法两家钻研两家学问，不知道他对两家当前的状况如何看法，如果能够就此事写信问问他就好了。我最近这些日子也觉得以前所说的话有很多支离破碎的地方，反躬自省、究其原因，警醒觉悟到自己用功还不够真切。因此减去沉溺文字、穿求文义方面的功夫，感到闲暇时的状况十分舒展、宽适。每次我都劝学者要看《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两章，这是因为这两章以体察、收敛本心为要领。其余的文字，大都是用以讽诵、涵养身心的，不需要空耗大量的功夫去考据、求索。

细观这封书信，朱子的为学进阶路线图大体分为三步；

一、破支离之害，退而反躬以求诸心

在同潘叔度、潘叔昌兄弟的书信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朱熹晚年感到精力气血不足时，对年轻时一头扎在书册经典中穿求文义的做法感到懊悔。用他自己的话讲叫“颇恨盲废之不早也”——只恨眼睛看不见后的这份觉悟来得太晚。

跳出来看朱熹晚年所懊悔的，无非是34岁写成《论语要义》，44岁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写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中年写就《四书集注》《大学或问》。就像今天学术界的青年才俊，中年之前便已经著作等身，在各种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无数。

朱熹在这里当然不是要凡尔赛——秀自己的学术成就，而是真切地反思沉溺书册、穿求文字之害——不免陷入支离破碎的偏颇，从而对学问缺乏一个整体一贯、一体系统的认知。这也是他特别希望听一听石宗昭对吕、陆之争看法的缘由，毕竟这位弟子同时拜在吕祖谦、陆九渊门下，总该对此事有一个整体一贯、一体系统的看法。

二、去文字工夫，自处闲中以体气象

中年以前的朱熹，将大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到了书卷经典上。步入晚年后，精神气血大不如前，特别是眼睛近乎失明之后，再也无法专注于文字了。这个时候，朱熹不得不放弃了“文字工夫”。

放弃“文字工夫”后，反而能从空闲中体会出大气象来。当一个人把自己弄得太满时，是无法看到眼前事物之外的世界的。专注文字书册也是如此，会很难看到文字书册以外的世界。一个人心中的世界有多大，其实就是他的气象有多深远。

三、得为学要害，余皆讽诵以致涵泳

墨子评价《诗经》——“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他老人家唯一没想到的是，此后一两千年里，大家忘记了如何歌诗，如何弦诗，如何舞诗，甚至如何讽诵诗。却莫名其妙地解诗、穿求附会诗。直到后来的后来人看到《诗经》望而却步。

朱熹晚年的认识十分超前。他认为学问有两点要害，一是“道性善”——善是人之为人的天性使然；二是“求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要把握住了这两个要害，时时在实践中具体体察，也就抓住了学问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