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119／第十二章／3
第十二章 莫负荒沙万里行，从头收拾旧山河。徐树铮率部入蒙，迫使外蒙无条件撤治
第三节 新任国务总理靳云鹏反对徐树铮介入外蒙撤治,北洋政府批复外蒙撤治条例草案
对于徐树铮有关外蒙撤治条例草案“七不可”的来电，北洋政府内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徐世昌大总统称赞来电具有“远见卓识”，而新任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对徐插手外蒙撤治大为反感。
靳云鹏，字翼青，1877年出生，山东济宁人，家贫，少孤，及壮，有膂力，与其弟靠推车卖水运货谋生糊口、赡养老母。1894年，投效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的新建陆军，却因右眼外斜失明，只列名备补兵，被派去清扫马厩、厕所。靳勤朴、踏实、肯干。某次袁世凯巡营，见其工作认真，好学不倦，遂予提升，后被选送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深获学堂监督段祺瑞赏识，毕业后留任教习。后又调任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总参议。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和山东都督。袁世凯称帝时，被封为一等伯爵。袁死后，他追随段祺瑞，全力支持段的各项政策，获段信任和重用，名列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首，于1918年任参战处督练。但靳云鹏也由此招致位列“四大金刚”第二的徐树铮之忌恨。徐认为靳气大才疏，办事无力，却位居己上，令他无法容忍，故而每遇事必与之互争雄长，彼此间由暗斗升为明争。徐树铮任参战处参谋长后，大权独揽，很快便成为参战军的实际负责人，而作为参战督练的靳云鹏则受到排挤，被冷落一旁，遂萌生背离皖系之念。
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有人献策，利用靳云鹏来打倒徐树铮，分化段祺瑞皖系势力。恰在这时，靳云鹏亦有亲向徐世昌的表现，遂被提名出任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主掌陆军部后，公开倒向徐世昌一边，竭力抵制徐树铮有关武力统一的策划，主张停止对南方用兵，以致被徐树铮斥为“反叛行为”。1919年2月，徐世昌要求徐树铮将参战军移交陆军部管辖，靳云鹏对此积极响应。但徐树铮将参战军视为扩大皖系势力的基本武装，坚决反对，并搬出段祺瑞出面干预，靳、徐两人因此势同水火，造成皖系内部分裂。徐、靳结怨以至反目，利害冲突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徐树铮应负有相当的责任。徐树铮虽才华横溢，却心胸狭隘、玩弄政治权术、目空一切，很难与同僚共事。
1919年6月，段祺瑞指责钱能训内阁应对五四学潮软弱无力，并授意安福系议员进行倒阁，迫使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由政治背景属于皖系、又与徐世昌有雅谊旧情的龚心湛代理。龚心湛代掌阁揆后，虽有段祺瑞、徐树铮为之撑腰，但在内政、外交以及各派势力相互倾轧的矛盾漩涡中，显得无能为力、一无布展，以致才做了三个月的代国务总理，便不得不在各方的一片责难声中提出辞职。这年9月，徐世昌在与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取得一致意见后，即以大总统名义提出要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徐树铮见势不妙，连忙引出皖系将领通电反对。曹锟、张作霖和吴佩孚等则通电拥护。这就形成皖系与直、奉两系正面对抗、甚至可能引发战争的态势。而此时段、徐编练的参战军（后改称边防军）刚刚组建，缺乏训练，尚不能对抗直、奉军队。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徐树铮不得不做出让步，于是，其阻止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的图谋未能得逞。
大总统徐世昌调徐树铮赴蒙后不久，即有意让靳云鹏出组内阁。其目的是利用段祺瑞袒护皖系部将徐树铮、靳云鹏的心态，并利用皖系内部徐树铮、靳云鹏彼此仇嫉这一现状，以靳云鹏组阁，表面上是推崇段祺瑞，而实际上是利用靳云鹏挟持段祺瑞以压制徐树铮，再以靳云鹏联络直、奉两系以制约皖系，通过扶植靳云鹏，以打倒徐树铮，进而打压段祺瑞，平衡皖、直、奉三方势力，最终巩固其大总统的地位。靳云鹏当时表面上尚属皖系军阀段祺瑞的部下，而其早年还是徐世昌的门生，后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与直系军阀曹锟结为拜把兄弟，且与吴佩孚论同乡，所以，在当时北洋政局杌陧纷争之际，是比较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的理想人选。于是，徐世昌正式咨请安福国会，提名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请国会予以通过。当时徐树铮正在库伦，安福系群龙无首，见段祺瑞既然支持靳云鹏组阁，当然就不便反对。在各方面的一致“推戴”下，靳云鹏于11月5日正式出任国务总理组阁。
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后，与皖系貌合神离，反与徐世昌一道暗中谋算直接倒徐、间接倒段。靳云鹏表面上对段祺瑞还保持着师生关系，极力讨好段祺瑞，企图凭借段祺瑞的支持，在同徐树铮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但由于靳云鹏的政治关系相当复杂，与各方交往都很密切；而徐树铮的政治背景则比较简单，其唯一的靠山就是段祺瑞。因此，段对靳不能不有所怀疑和戒备，对徐树铮则深信不已。虽然靳云鹏一再表示效忠，而段并不以此亲靳而疏徐。靳云鹏虽心怀异志，但实际上仍不能摆脱段祺瑞的挟制。段本人手握有军权，对靳云鹏依然以老上司自居，把靳内阁看成一个办事机构，经常批文“交靳核办”。靳内阁主要各部人选，也是经段同意后才予确定，而段又主要听信徐树铮的意见。这样一来，靳云鹏虽为国务总理，但实际上很难真正行使总理职权，却眼见徐树铮凭借段祺瑞的纵容和支持，愈加骄狂跋扈，大力编练边防军，不断积蓄实力，现而今又要插手外蒙撤治。靳云鹏深知徐树铮的办事能力远在陈毅之上，但与徐结有夙怨的他，宁见陈毅在外蒙撤治上陷入僵局，也极不乐见徐树铮再建功蒙疆。
当11月4日徐树铮有关外蒙撤治条例草案“七不可”的电文提交国务会议讨论时，靳云鹏坚决予以否定，宣称：外蒙撤治一事既然已经国务会议反复讨论通过，断不可以出尔反尔，收回成命，自损威信，并认为徐电自相矛盾，其调集各副使开会的议题，只可限定在边防范围以内。有关外蒙取消自治仍交陈毅都护使专办，不必他人越俎代庖。即使陈毅日后没有办成，届时再行取消，亦无损失。会后，靳云鹏指示代理外长陈箓按照他的意见电告陈毅。
陈箓一向不主张使用军人办理蒙事，所以，他遵奉靳云鹏之命，全力支持陈毅，以免徐树铮操切插手。当日陈箓亲拟电稿，将国务会议议决事项密电陈毅，并随电告知外蒙撤治条例草案日内即由国务院批复，正式批件将交给黄成垿带回库伦。当时陈箓可能也不知道徐树铮已经拿到条例草案原件，所以在电文中只是笼统告诉陈毅，徐树铮对于取消自治提出“七不可”，并准备召集会议议定。尽管陈箓竭力支持陈毅，而实际上他对事态下一步发展已无可奈何，他既不能阻止大总统徐世昌出于自身政治目的，故意让徐树铮获知条例草案内容；更不可能阻止身为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本人为皖系军阀利益，刻意插手外蒙撤治。
在外蒙撤治这一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北洋政府自身就搞得错综复杂，徐树铮与陈毅的矛盾夹杂着中央不同势力的权势之争。
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北洋政府最终完成对外蒙撤治条例草案的批复，于11月4日交黄成垿带回库伦。当时，北洋政府鉴于条例草案涉及各部职权甚多，特由外蒙问题临时委员会一再开会审核修正。该委员会认为“外蒙全体王公，输忱中央，情愿以万余里之地土，百十旗之政权，还之中央，竭同我共和之忱，泯歧视汉族之见，求之古今中外，盖所鲜有。原拟条件，但能采用，自不宜多有改更。”本着这一思路，经修正的条例草案正式定名为《外蒙善后条例》，其具体内容改动不大，甚至对陈毅坚决不肯接受的条款也予以通融，即使是条例全文仅仅是名义上中央收回统治之权，而实际上根据条例内容，外蒙自治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北洋政府为求中蒙永久相安，也都从宽对待。
11月中旬，当黄成垿携《外蒙善后条例》返回库伦时，外蒙撤治进程已发生根本扭转。徐树铮从陈毅手中强夺与蒙交涉撤治的权力，否认外蒙撤治条例63条，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办理外蒙撤治事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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