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永远的爱国魂

屈原，永远的爱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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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说《史记•屈原列传》

      唐代诗人文秀在一首名叫《端午》的诗中写到：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在历史的天空上，屈原，这个名字犹如一颗璀璨的星星，始终照耀这这片古老的大地，触及每个华夏儿女的灵魂。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有两个节日和历史人物有关，一是端午，纪念屈原；二是寒食，纪念介子推。而端午在国人的心目中，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提到端午，总会让人们想起那个粽子飘香的节日，和那个自沉汨罗的悲壮英雄。

      前几年，据说，韩国人还想把端午节给“非遗”了，愣说端午节源于韩国。引起了国人一片嘘声。据韩国人还振振有词的说，端午节的历史远比屈原要早的多，笑话国人把端午和屈原混为一谈。据史料记载，春秋之前，端午节在百越之地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午日节、五月节、龙舟节、浴兰节、诗人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到公元前278年，屈原在五月初五沉江，端午节才和这位伟大的诗人永远的结合在一起。

      且不论端午和韩国的渊源，其实争论也没有太大的意思。韩国自古就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只是他们比较健忘而已。

      1953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颁布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屈原。与之并列的还有波兰的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哥白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弗朗索瓦·拉伯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威廉·莎士比亚。屈原这个名字开始真正享誉全球。

      两千年的历史滚滚而逝，人们始终铭记的姓名却依旧闪烁着熠熠的光辉。不仅是在中国，更是全人类的精神支持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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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典籍中喜欢把屈原成为屈子，以表示崇敬之意。屈原是如何走向思想的圣坛而永远不朽的？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还原历史，走进历史，去探究屈原的思想与价值岂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屈原的定位是：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政治家，思想家。

      请注意这三个“家”的排序首先是爱国诗人，其次是政治家，再次是思想家。提到屈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诗歌成就，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成就的光芒已经远远压过了其他成就，而被历史铭记。同样光芒四射的其他成就却往往被人们忽视。

      然而这却绝不是屈原的初衷。

      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请注意这段话中的庞大的信息量。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

      屈原的祖先是楚国的贵族，和楚王是同一个祖先。同为芈（mi）姓（芈月传，其祖先和秦国还有各种瓜葛）,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现在河南淅川）。这就是屈原的故乡。这也是楚国的由来。在其作品《离骚》中，第一句也这样说“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也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左徒这个官职，历史上的说法不一。由于楚国地处华夏之南，历史上属于“蛮夷”之类，生产力相对落后，具体官职体制和中原地区也不一样。大致相当于一些副国级部长了吧。仅比令尹差一级，令尹就是相当于当朝二把手的宰相了。是比较大的官，处于权利中心，属于国家的决策层。

      对于屈原的本领，史记中概括了十二个字：“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博闻，就是广泛的知晓，说屈原知识面宽广；强志，是说记忆力超强，就是脑子好使；明于治乱，就是熟知国家管理的规律；娴于辞令，是说在外交中待人接物很娴熟。综合一下:屈原是举楚国上下，不可多得的高智商、高情商型，复合型，创新型青年才俊。

      人才优秀，自然就有施展的舞台。屈原受到楚怀王的高度重用。所谓“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部，屈原同怀王商议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外部，则向外交部长一样，斡旋与各个诸侯国。此时的屈原，在国家的内政外交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甚至决策权。此时的屈原和楚怀王处于“蜜月期”。相互信任，毫无罅隙。

      然而，好景不长。或者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是楚王的近臣，据郭沫若先生考证为大夫靳尚，此人也因为谗言了屈原而被历史打上了小人的标签而永世不得翻身。首先是“争宠”，其次是“害其能”。由羡慕到嫉妒，再就是恨了。一个小人的出现，成了屈原身边的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楚怀王让屈原“造为宪令”，请注意“宪令”这个词。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叫宪法，此时的战国形势已经风云变幻，各个诸侯强国纷纷享受了变法的红利。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当时各国的改革者们那样，革新政治，推行法制。“宪令”，正是屈原倡导的变法。很可惜，变法没怎么实施就已经胎死腹中了。屈原已经起草好了改革的方案，还没有定稿，或者还没有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靳尚想窃为己有，屈平不给，于是靳尚便进了谗言。

      两千年以后，再去思考这段谗言，犹觉得如芒在背，令人胆寒。

      纵观历史，所有的奸臣进谗言的最好借口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谋反篡位，二是贪天之功。屈原是一位谋臣，第一种可能性没有；只能采取了第二种恶毒的方式。首先，靳尚说“王”使屈平为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言外之意，这是大王的知人善任，屈原变法是大王的英明决定。其次，屈原，“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伐，即是夸耀的意思。意味着炫耀，自我独大，目中无人。还煞有介事的引用“非我莫能为也”。除了我没人能做这样大的事。这样的话，明君听到尚能辨别一下真伪，心里多少的也会不高兴。何况像楚怀王这样不甚开明的君主呢？自然就“王怒而疏屈平”。“疏”，在这里普遍理解为“疏远”之意。也就是说，屈原从此和怀王走上了决裂之路。屈原从此离开最高的决策中心。

      离开的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了第一个沉重打击，正是这个沉重的打击却促成了一代文学家的诞生，屈原文学的小宇宙开始爆发。

    《离骚》，蓬勃而出，势不可挡；必将光照寰宇，彪炳千秋！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在这里，太史公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写下了他对这位文学家无比的同情，景仰。同时也无比悲愤的讽刺了当时的统治者。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段话，成了定位屈原的经典评述。历来被广大学子所背诵，体悟。至今读来，都令人唏嘘不已。

      自此，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问世，和北方的《诗经》双剑合璧，形成了中国文学的起源。更牛的是，《诗经》的主体是各个北方的地方歌谣，在世上已经传诵多年，而《离骚》却是屈原个人的独创！屈原的个人独创，就足以和《诗经》一争锋芒！

      在楚辞出现以前，总觉得《诗经》少了点什么，直到《离骚》的出现。正如北方豪放的男儿等来了一个南方旖旎的少女。他俩的结合成了历史的佳缘，“风骚”一词开始存在，而一领风骚就是中华几千年！

      屈平既绌，“绌”普遍的理解是流放，但我认为翻译成贬谪或者调离更合适。屈原的官职由左徒变为了三闾大夫。"三闾大夫”是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主要工作内容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贵族屈、景、昭三大氏子弟教育的闲差事。虽然很受人尊重，可已经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了。

      后来随着秦国的崛起，楚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秦国的秦惠王想要攻打齐国，而齐国和楚国是军事同盟。于是让张仪这个大骗子去行骗，先在楚国上下使钱，买通楚国上下官员。然后许诺“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头脑简单的楚怀王贪利益而轻信张仪，和齐国断绝了外交同盟。然后很幼稚的“使使如秦受地”。张仪却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愤怒的离开，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此时，秦国已经战败了齐国，也做好了对楚作战的准备，结果“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楚怀王不仅未能收回秦地六百里，反而丢了楚国的汉中。怀王暴怒，“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两国又在蓝田作战。魏国又趁火打劫的袭击了楚国的邓地。楚怀王害怕自己的老巢被端，只能退兵。而此时齐国这个曾经的盟友却因为楚国的决裂而作壁上观。楚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仅过了一年，秦国又出新花招，要“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却说：“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听到这句话，不仅让人哑然失笑：这哪里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语言？

      结果幼稚的怀王又一次成就了张仪的美名，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

      一个杀气腾腾的召见成了历史上最狗血的结局。

      当时屈原正在齐国出使，虽然离开了政治中心，或许怀王仍有爱才之意，屈原此时仍是驻齐国大使馆大使。听到这个消息，便迅速的回来，马上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经过几次败仗，可怜的楚国沦为乱人捶的破鼓。“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

      在这样的窘迫形势下，楚怀王的挨骗经历还没完。秦国秦惠王死了，秦昭王（也叫秦昭襄王，此人是秦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王，秦国争霸天下的关键战役大多是这位仁兄的丰功伟绩）即位。再次玩弄楚国与股掌之间。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应该说楚怀王最后还是表现的很有气节，宁死也没有割地。逃到赵国，由于原来的积怨，被赵国驱逐。最终客死秦国。可怜的楚王，竟然以这样的结局退出历史舞台。而这一切的缘由都是源于亲小人、远贤臣。都是源于自己内心的贪念和昏惑无知。

      后来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即位，任用他的弟弟子兰为宰相。楚国人们都怪罪子兰劝怀王以身涉险，最终死在秦国。而当时劝谏怀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的屈原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支持。这自然又是当权的子兰之流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们赶走了屈原。屈原真正的被流放了。

      国家，在屈原眼前迅速崩塌，走向死亡。正如《红楼梦》中所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至此，屈原终于对政治死了心，一颗政治上的巨星陨落，同时一颗文学的新星冉冉升起。作为屈原的政治副产品，随手的每一篇作品问世，就那么光芒万丈，也必将永世长存。《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一大批优秀的文章喷薄而出。

      一个始终热爱着祖国的人，始终抱着牺牲自己改造国家的宏图。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使屈原无法面对。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屈原选择了后者。《史记》记载了他和渔夫的对话。屈原说“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于是作《怀沙》之赋。

      在那个端午节，人们祭祀祖先的日子里，大诗人屈原，怀石投江。

      梁启超先生说过：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的元素：一种是极高尚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

      然而，几千年来，屈原的精神被人们传颂。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屈原是第一个为了国家而死的爱国诗人。

      在此之前，国家是什么？国家对于每个国民又意味着什么？总是很难说得清楚，似乎所有的国家概念都是少数诸侯王的私人领地。对于每个普通的百姓，甚至每个社会阶层的成员，都是为了王而卑微的存在。伍子胥为报家仇，带领敌国的军队灭掉了自己的国家，依然被人们所称赞。苏秦张仪忙于各诸侯国的纵横拉拢。各个国家惟利是图的分分合合。正因为当时的人们没有国家的概念。

      正是屈原的怀石投江，启开了爱国的千年封印。人们豁然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存在，他同样的刻骨铭心;他值得你矢志不渝，值得你忠诚不变，值得你生死相许。这种存在，叫做爱国。

      或许，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么显现的写在表面上，但我相信，他一直隐藏在每个华夏儿女最柔软的内心深处。当我们的国家遭受外敌的侵犯，当山河破碎，我们会首先想到屈原这个精神的支柱。我们会像霍去病，会像班超，会像岳飞，像陆秀夫，会像文天祥，一样坚守这我们的祖国，捍卫祖国的尊严。只要爱国的一息尚存，就能唤醒整个执着的希望。这正是屈原几千年前埋在我们心里的一颗种子。

      国可殇，心未亡;心未亡，国之望!

      屈原的精神，是一种皎然独立；是一种愤世嫉俗；还是一种天生多情；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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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青有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或许，这才能准确解读屈原的内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