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我是一位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一位北大游学者。北大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经快十年。春光明媚，回顾我与他的一段交情，让我倍感温暖；重温他的旁听经历，让我信心倍增。
记得1998年3月，我在北大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1998年6月中旬，我冒昧前往季羡林在朗润园的住所登门求教。秘书开门请我进去，只见季先生正坐在客厅里，我主动说明了来由。季先生不以为忤，与我畅谈起来。临别时，季先生答应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支持我的工作。我把一些资料和联系方式交给季老后，就先行告辞了。过了一个多星期，他的秘书看到季老的题词，就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取，我激动万分，惊喜不已。题词时间为：1998年6月28日，题词内容是“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季羡林先生，早年曾一度在北大旁听，是位不折不扣的北大“偷听生”。季羡林晚年在回忆文章中，曾饶有兴味地回忆了这段往事：
“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季羡林不满足于清华西洋文学系的课,还旁听本校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等的课程。他回忆说:“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
对于求知若渴的季羡林,清华的教学已不能满足季羡林的求知欲。他就经常到当时的燕京大学(今属北大)和北大去旁听.季羡林回忆说:“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指北大教授郑振铎)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重温季羡林先生北大旁听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季羡林不愧是位转益多师的通儒，试想，如果当时的北大和燕大，拒绝校外求知者旁听，也许今天就少了季羡林这样的一位大儒了。
蔡元培掌校北大后,允许校外人士旁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北大教授都先后积极响应，留下了许多佳话。
北大旁听传统由来已久，由于蔡元培校长提倡“平民教育”，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因此那时的北大，“偷听”之风盛行。由于北大开放式的办学，吸引了天下不少有志学子，云集北大，追求真理，实现梦想。得益于北大的旁听传统，北大历史上，造就了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冯雪峰、成舍我、丁玲、杨沫、曹靖华、李苦禅、申寿生、柔石、许钦文、金克木、季羡林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人后来还成了北大的名教授。
时过一个世纪，如今的北大蓬勃发展！但愿北大“道德传家”，越办越好！但愿北大旁听传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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