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
王世襄（右三）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前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王世襄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竟然使他成了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
“1952年，国家各机关开展大规模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由于我追回过大量国宝，运动中就成了故宫的重点审查对象，成了「大老虎」。有人说：国民党没有不贪污的！你是接收大员，难道没贪污？我被关押到故宫东岳庙，逼供信，穷追猛打，疲劳轰炸。”
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
“我1943年离京南下找工作。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在平津地区为国家追回文物，共六批，总数有两一千件之多。如加上从东京运回上海的善本书107箱，数量当以万计。实际上我只有在点交时才看见文物，点交之后文物立即送故宫库房保管。我当时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嫌疑。没想到还是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三反’运动中，‘打虎英雄’们只要调查一下档案，问一问写清单的故宫工作人员，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当时他们不调査，不分析，先锁定你是‘贪污犯’，穷追猛打。被审查者有理也不许说，根本没有道理可讲。”
三反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性的现象，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王世襄被关押轮番“轰炸”4个月后，又被拘留审查10个月。在监狱里清白的王世襄被手铐脚镣，每日两餐窝头咸菜，患了严重的肺病。审查了一年多因毫无证据被取保释放，刚释放回家就收到原单位故宫的公函，被开除了公职。
“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同时接到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被解雇，开除公职，令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这岂不是把追还大量国宝，认为是严重罪行，否则怎会如此处理！就这样我在家养病一年后，勉强地接受民族音乐研究所李元庆、杨荫浏所长要我参加工作的邀请。”
王世襄先生（左）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鉴定古琴
王世襄离开了故宫博物院到音乐研究所工作，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热爱的文物研究。
“1953年我离开故宫后也没事干，白天在音乐所弄资料，晚上就研究漆器。业余时间全部用在朱桂老交给我的任务上，为传世唯一的一本漆工专著《髹饰录》作解说，用一、二十倍于原书的篇幅讲解传统漆工艺，把许多不为人知的问题讲清楚。这是写完《画论》后我的第一部著作，并从此全力搜集研究编写不同文化领域的资料，一直到今天。因为故宫把我开除了，不能再为故宫工作了，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改为终生研究中国文化。《髹饰录解说》1958年完成，为了油印出版差点挨批斗，经过许多周折，受了许多气。”
他回忆收旧家具的情景，“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
王世襄（左）在搬家具
当时很多文物都没人要，极为便宜，这给王世襄提供了优势。遇到贵的文物，他就用母亲留下的首饰换。
他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当时已经在在反右，他还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
王世襄在自家庭院中
王世襄祖传的北京芳嘉园四合院大宅共有11间房，后变成了八家人共住的大杂院，王世襄夫妇只居住在其中的三间大北房。王世襄收藏的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了房间，客人来了就只好坐在他那名贵的明代家具上，每天，王世襄还用黄花梨方桌来切菜揉面。
王世襄在京城还有一个外号，叫“柜人”，其一是因为“柜人”音同“贵人”；其二是因为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曾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北京芳嘉园瓦房，唐山大地震期间，王世襄夫妇就睡在图中的柜子里
王世襄当床睡觉用的明万历俪松居藏大四件柜，保利2015年秋拍成交价达到1725万元
1957年王世襄被划为“右派”。
“1957年，大鸣大放，我提意见，意见是没有证据不该关我10个月。结果又成了‘右派’，出去劳动，没有不歧视的。”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仍坚持研究，夜里常偷偷写作，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等。
夫人袁荃猷先生为王世襄作的速写，描绘王世襄在其“漏室”研读写作时的情景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
在1966年发起的砸烂“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中遭受浩劫，无数文物毁于一旦。王世襄在《京华忆往》中就多处提到自己和朋友珍藏的器物和书籍被损毁或没收
王世襄在家中
文革刚开始就有红卫兵冲进他家，推倒葫芦架，拔起葫芦秧，砸碎盆栽花卉，临走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王世襄决定“自我革命”，他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虽然不愿意把文物拱手送出，但实在不忍抄家时看到它们被砸烂。
“我当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我想文物局的红卫兵应不会砸毁文物，街道上的红卫兵肯定会又砸又烧。至于抄去的文物是否日后还会发还，我当时完全无法想象。”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南方潮湿不利于他尚未痊愈的肺病，相隔千里的妻子很担心王世襄。浩劫初始，王世襄的好友、诗人陈梦家就因不堪受辱而在家中自缢身亡。
陈梦家和他收藏的明清家具，王世襄与陈梦家在燕大读书时相识，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珍赏》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这样一行字：“仅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陈梦家所藏的家具精品在此书中均有涉及。王世襄晚年说起二人交往的这段时光："我以廉价买到一对铁力官帽椅，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捡，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走。我说：'白捡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被他迎门拦住……梦家比我爱惜家具，交椅前拦上红头绳，不许碰，更不许坐。我曾笑他'比博物馆还博物馆'。"“如果天假其年，梦家幸逃劫难，活到今天，我相信他早已写成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了。”
不久后，王世襄的一封邮包让妻子打消了担心，邮包里是王世襄亲手制作的一把小小的扫帚，并附信曰：“用灶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
袁荃猷曾有小文记此事：“文革中，我与世襄分别在静海团泊洼、咸宁甘棠乡两干校，相距逾千里。一日世襄用小邮件寄此帚，谓用爨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而我珍之，什袭至今。”
王世襄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插秧、种菜，放养家禽家畜，什么活都干。他对逆境“受而无怨”，泰然处之，从中寻找乐趣：“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
牧牛的王世襄，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不治而愈，“我当年为故宫全心全意做了工作，收回几千件的国宝，我在美国不拿绿卡，不当教授，后回国，却成了盗宝犯。毫无证据被关监狱，开除公职，我有理申诉，又成了右派。‘文革’、‘五七干校’，往咸宁劳动，期间罹患肺疾。只能作诗云:‘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尽管受苦，苦中也有乐矣……”
当时的五七干校，艰苦劳动背抄写毛主席语录
到了干校后期，虽然物质生活强多了，但精神上仍有负担，他于是借诗浇愁：“春搴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鳜鱼，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尽管如此，他一有闲暇，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王世襄题写的“春搴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鳜鱼，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
当时的五七干校学员留影，五七干校是“文革”中接收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农场，“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钱钟书当邮递员，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红学家俞平伯为豆腐坊选黄豆、为盖席棚搓麻绳，语言学家吕叔湘在食堂卖粮票，文学研究所所长、大诗人何其芳被指派养猪。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原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下干校时他已76岁，也被安排养猪，有一次竟然昏倒在养猪场
“五七”干校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军事”也谈不上，“学政治”就是搞批斗会，不停地“斗私批修”，有人自杀尸体被草率地埋在菜地边连个棺木也没有，老弱病残生病了只有赤脚郎中得不到治疗。顾准：“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没有任何理由伟大到足以让人成为试验工具，任何个人对未来的憧憬都不能忽略基本人权。诸多历史事实告诫人们，凡是承诺在地上建立天国，号召人民投身建立理想大同世界的，都值得人们警惕
诗人臧克家捐出来的五七干校用品
王世襄很擅长苦中作乐：“当年普查队从道县去江华要步行两天才能到达，中途走到桥头铺，眼看一位大娘提着半篮刚刚采到的钮子蕈送进一家小饭铺，我顿时不禁垂涎三尺。不过普查队的队长是一位‘左’得十分可爱的同志，非常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还时时警告队员要注意影响。像我这样出身不好、受帝国主义教育毒害又很深的人，她自然觉得有责任对我随时进行监督改造。如果我不经过请示批准，擅自进小饭铺买碗粉吃，晚上的生活会就不愁没有内容了。好在一路之上我走在最前面，队长落在后头至少有三五里之遥，我乍着胆子去吃了一碗蕈子粉。哈哈！这是我在整个普查中吃到的最好的野蕈子！我很想来个第二碗，生怕被队长看见而没敢再吃，抹了抹嘴走出了小铺的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
邻居黄苗子在《王世襄其人其事》中写道：“论历代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他书画著述的钻研，他比我深；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王世襄在家里研读写作
王世襄勤奋笔耕，陆续出版了《清代匠作则例汇编》《竹刻艺术》《明式家具珍赏》《故宫博物院藏雕漆》《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等书。
《明式家具研究》的问世，被称为继郭沫若的青铜器、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我与人谈及《明式家具研究》时说过，该书全稿文字二十五万，图六百幅，名词、术语索引逾一千条，多半是工匠的术语和口语，是我三十年采访的知识积累；我一九四八年出国如不回来，肯定会写出许多许多书和文章，比现在可能还要多，但绝对写不出我现在所写的。天下事总是一分为二。”
图为《明式家具珍赏》插页，《三联生活周刊》创办人董秀玉感慨：“80年代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被看作王世襄的代表作，但他并不满足，为了继续古典家具研究，特地跑到美国，一家家博物馆地转，一件件家具地研究，在他已经有那么高的地位的时候，还在那么认真地做学问。”
王世襄出书前将他收藏的家具都修理了一遍打上蜡拍照，他请的修家具师傅就是鲁班馆的名师祖连鹏，最善于修细活的一位高手，王世襄研究古典家具的一个方法是直接与工匠打交道，他找师傅请教家具的卯榫结构，让人家帮忙拆开观察，为了写书还让工匠做了很多卯榫，请夫人袁荃猷画线图，总结成理论，在书中与大家见面。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成就，一方面是他的出身、经历的关系，起步高，眼界宽；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当一个普通人，这样才能和普通的工匠对话、请教，把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深化、变成理论著作”
王世襄（左）和祖连鹏师傅，《明式家具研究》序言部分，王世襄特意安排了一张与木匠祖连朋师傅的合照，俩人前面，是一把锯一只刨子
王世襄在观看蛐蛐，对自己的收藏和研究之道，王世襄曾总结道：“我没有收藏书画，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因经济所限，对这些都不敢问津。只是用几元或一二十元的价格，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或是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在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我能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由此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是我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的。”
王世襄怀抱自己早年火绘的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大匏
1983年，刚刚改革开放，北京举办过一次全国一级厨师大赛，特邀了三个评判员，就是北大王利器教授、溥杰和王世襄。
王世襄在芳嘉园胡同的家中做饭，他擅长做淮扬菜、糟菜、雪菜烧黄鱼、海米烧大葱、火腿菜心、糖醋辣白菜、炖牛舌、锅塌豆腐等
夫人袁荃猷不擅长下厨，王世襄负责做菜
王世襄很会做菜、吃菜，他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
吃货王世襄每天早晨很早就去朝阳市场买菜，和他一起逛菜市场的有保姆也有名厨，比如给班禅做菜的刘文辉
王世襄说宁可少吃两口菜也要上厨房转转，和掌勺的师傅们寒暄几句，再请教技艺。文人学庖是雅士之乐，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王世襄喜欢做菜，去朋友家吃饭，不但自己上灶还会带主料、配料、调料。
王世襄骑自行车去买菜，用普通食材做出特别美味的菜，他擅长烹调鳜鱼，当年在干校曾做过用十几条鳜鱼变着花样做成的鳜鱼宴，但他从没在北京家里做过这道菜，有朋友问，他回答说：当年做鳜鱼宴，是在鳜鱼的产地，跟当地渔民熟识，就地取材，买鱼自然便宜，但北方鳜鱼价贵，犯不着去这么花费
1999年，王世襄将自己80岁之前的文章编成自选集《锦灰堆》、《锦灰二堆》、《锦灰三堆》、《锦灰不成堆》，出版后引起读书界广泛瞩目。
“《锦灰堆》原是元朝名画家钱选的一幅画的画名，画的都是吃剩下的东西，虾尾巴、剥开的莲蓬、剥下来的笋皮、鸡骨头、螃蟹夹子的壳儿等等，说句白话，就是一堆垃圾。我说我那些文章啊，都很琐碎，很驳杂，可以用它作为书名。”
“我一堆、二堆中许多文章，是‘文革’时在牛棚中写成，当时已抄家，手中无片纸，但我还是写得很仔细。”
“《锦灰堆》一、二卷是我八十岁以前写的大部分文章，共一百零五篇：编为：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昼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共有线图二百三十四幅，黑白图四百二十四幅，彩图二百五十五幅。第三卷是我历年所作的诗词－百二十首，由我和老伴手书影印。”
王世襄和太太袁荃猷在书房，王世襄在八十一岁之际，因忙于校对《锦灰堆》书稿，一天起来忽然左眼失明，这之后荃猷担心他用眼过甚，校对文稿、抄录诗句等工作全由她撑起。在《明代家具研究》无人能任画结构线图时，也是袁荃猷从头学起，为明式家具绘制了千余幅线图
王世襄的重要作品还有《中国画论研究》，这本著作创作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是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写的，不过，王世襄并不满意。
“在我写的过程中，早已认识到不过是罗列前人的言论，缺少自己的分析与评价。必须再用几年时间，修改一次，才能提高。所以长期束之高阁，不敢示人。直到80岁后，一目失明，自知已无能力重写，又恰好有出版社愿为影印时，才得问世。我写了一篇《画论出版记》，也在《中国书画》刊出，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1990年代，香港实业家庄贵仑为纪念爱做木工的父亲及叔父庄志宸、庄志刚(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民族工业家)，出资购买了王世襄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馆展示的王世襄旧藏（庄氏捐赠）,王世襄曾在《明清家具集萃》序中叙述：“时上海博物馆新厦在修建中，机缘巧合，吾友庄贵仑先生在筹划用捐献文物、开辟展馆之方式报效国家，并借以纪念其先人志宸、志刚两先生昔年在沪创办民族工业之业绩。承蒙不弃，枉驾相商。席其志愿，契合素旨；更感其为公解囊，不为私有。世襄则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故不计所藏之值，欣然将七十九件全部割爱。1993年2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点收运沪。”
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在上海博物馆内观看曾收藏过的家具
2001年，《艺术世界》采访王世襄:“我不愿意家具分散，我希望它归于国家所有，能够永久保存。但我又捐赠不起，因为我需要一处住房。后来遇到香港的庄贵仑，他想买我的家具送上海博物馆，来纪念他的先辈庄志宸、庄志刚两先生曾在沪创办的民族工业之伟绩。我说只要您能全部归公，自己一件不留，那么我印在书中的79件家具可以全部奉送，报酬不计，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就这样，我的全部家具收藏到了上海博物馆。我所得的是国际行情的1/10,好多亲友都说我卖亏了，我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为我的家具划了一个圆满句号，所得虽然远远低于所值，我却心情舒畅，我太太也十分高兴。因为我们把花掉毕生精力搜集到的心爱之物，安置到了一个国家博物馆供大家研究，同时弥补了长期以来，只有外国博物馆里有中国古代家具陈列室，而我国博物馆却没有的遗憾。”
上海博物馆内王世襄收藏过的家具
记者问他：“您收藏的家具都在上海博物馆吗，有没有舍不得的心情？”
王世襄答：“没有。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束。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在家中，桌上是收藏的鸽哨
2003年秋天，与王世襄相濡以沫近60载的夫人袁荃猷先他而去，王世襄悲痛欲绝。每每想起老伴，王老都会忍不住看看老伴留给他的一件宝贝——大树图。
这是袁荃猷的刻纸作品，王世襄一生的爱好和追求曾被妻子袁荃猷用纸刻作品传神地表现出来，挂在大树上的树冠中。不仅有家具、竹刻、漆器这样的大学问，也有鸽哨、葫芦、獾狗这些逐渐被人遗忘的民俗绝学
王世襄对荃猷的逝世感到非常愧疚，他后悔没有带荃猷游山玩水，这是她最想做的事情，他后悔怂恿荃猷晚年出版自己的刻纸集，觉得破坏了老伴儿的健康。她死前去医院那天，还带着病校完了王世襄一本书。
他说，我负荃猷。他写了14首《告荃猷》，字字泣血：“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她为了编我的书，不能去逛博物馆，不能去看山，也不能去旅游，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她。”
袁荃猷曾用过的古琴“大圣遗音”，王世襄自称“琴奴”
他把她的东西都拍卖了，只有一件东西保留着，那是他与荃猷一起买菜的提筐，“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他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十多年用来买菜的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与妻子荃猷一起买菜的提筐，“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它承载了俩人美好的回忆和时光
2003年，王老提出了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放飞中国鸽的建议，因为非典、禽流感等意外，此事一直难以操作。
“真希望这传统的观赏鸽能放飞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上空。”王世襄说，“它不像信鸽那样，一放全都跑了，而是围着巢舍成群盘旋。养好了可以一盘白的，一盘灰的，一盘紫的。鸽哨传出钧天妙乐、和平之音，定能为‘人文奥运’添上最亮丽、最生动的一笔。”他是希望能借这一契机，挽救中国的观赏鸽及鸽文化。
中国传统鸽种，已濒临灭种
“我在80岁的时候，差不多已把过去玩过的东西都写成文字，只是没有写观赏鸽。近年由于社会的变革，房屋的拆迁重建，平房大量消失，对养观赏鸽越来越不利。再加上养信鸽可以获奖，出售种鸽等收益的引诱，以致观赏鸽数量锐减，而信鸽大增。
王世襄试音鸽哨
我早就认识到拍摄观赏鸽，用图片及文字来宣传介绍它的文化历史和美丽的姿容，实为当务之急。为此，我曾请摄影师随我去鸽市和养鸽人家拍摄，结果大为失望。标准的观赏鸽只能找到一五种，比我当年养鸽时品种之多，真有天渊之别，这就更增加了对观赏鸽将绝种的危机感。我虽知去外地各省市应当能拍到一些好品种，但我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我非常失望，认为今生已写不成抢救提倡养观赏鸽的书了。”
“天安门上晴空碧，愿见鸽群带哨飞。”王世襄说：“我国鸽文化源远流长，鸽哨清音世界居首，如能在天安门附近养一千只观赏鸽，每天早晨迎着国旗升起，伴着国歌旋律，放飞五颜六色的鸽群，既为首都增添一个和平形象的景观，又保护了观赏鸽物种，可谓一举两得。”
“我现在最发愁的是鸽子，我说的是中国传统观赏鸽。中国有悠久的养鸽历史，鸽文化源远流长。观赏鸽不同于现在常见的西洋食用鸽或信鸽，貌美色妍，品质高雅，花色非常丰富。飞翔时，也不像信鸽放飞即散。而是成群盘旋，久久不离巢舍上空，而且可以悬哨，也就是鸽哨，音向悦耳，被称为钧天妙乐、和平之音，曾是老北京的一个象征。
虽年逾八十，王世襄还是为了保护中国传统观赏鸽的事情上书各个部门，给全国各地的公园广场寄信，希望可以养殖繁衍传统鸽
可现在观赏鸽已濒临消失，再不保护挽救，一、二十年将绝种，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华鸽文化将从此断绝。我编写《明代鸽经清代鸽谱》就是希望大家认识、重视传统观赏鸽，保护它，繁育它。如果绝种，损失无法挽回，太可惜了。”
王世襄编写的《明代鸽经清代鸽谱》，现在人们只知道有信鸽和餐桌上的肉鸽，不知道还有种类繁多的观赏鸽
2003年，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基金会会长安克女士说：“王世襄对于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研究久负盛名，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都得到鼓舞。这些收藏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珍宝。”
克劳斯亲王奖每年颁发一次，其中最高荣誉奖一人，荣誉奖十人。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王世襄说：“尽管妻子不幸于上月刚刚过世，但她已经知道我将荣获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她十分赞成我将全部奖金（１０万欧元）捐给希望工程，并建立一所‘中国－荷兰友好小学’。”该所希望小学将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内（祖籍所在地）选址
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王世襄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世间好古好美物者不在少数，但秘藏不示人居多，对心爱之物舍不得，唐太宗带着兰亭序下葬，乾隆皇帝对喜爱的书画盖章题字无数，更有为收藏古董倾家荡产者玩物丧志者，但王世襄不是，他爱玩赏世间珍物，又能出离，从收藏的物件研究它们所承载的中国文化，撰写了家具、竹刻、蟋蟀、鸽谱等书籍，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和民俗起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传播作用，并且在耄耋之年还念念不忘观赏鸽种的保护繁殖问题，为此在报上连载鸽子的文章上书总理……
今人男爱玩车爱玩游戏爱玩各种球类，女爱衣饰爱煲剧爱逛街爱……希望大家在好好玩的同时学习王世襄玩的精神，玩出能传承能著书立说能启示后人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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