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赵小册  图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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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白天黑夜，都是一样的一天天的过着日子；但人和人又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心里的底色就像沙漠，荒凉空虚、无趣无味；有的人心里的底色却像绿洲，一片锦绣、活色生香。为什么人和人这么不一样呢？

有人说，我也想心态好，可天天忙着上班、忙着挣钱，没时间管什么心态不心态的；要是实现了目标之后，我的心态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但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只有实现了心里的那个所谓的目标，我们才能有时间、有精力打理自己的心情、打理自己的心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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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想起林徽因的一句话：“真正的平静，不是远离喧嚣，而是在心里修篱种菊”。

在抗战时期，兵荒马乱，物价飞涨，林徽因一家辗转逃难，穷困潦倒。后来逃到西南以后，林徽因和梁思成亲手和泥、烧砖、垒房子，建起一座小房子。这里没有电、自来水和厕所，老鼠和蛇时常出没、木床上臭虫成群结队，条件异常艰苦。

可林徽因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把生活打理的很好。女儿梁再冰回忆说：“妈妈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铺了粗木地板，在靠窗的墙上做了一个小书架，下面的木凳铺上饰布，妈妈常在家里陶制土罐中插大把的野花。我觉得我妈真神，怎么一下子就把那么一个破房子搞得这么舒服，这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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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徽因一样，郭婉莹也有着很好的心态，在逆境时，也一样热爱生活。

郭婉莹是老上海永安百货的四小姐，之前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因为历史的原因，她经历了从云端到泥潭的大起大落。

文革的时候，郭婉莹家被抄家。父母劳改入狱，她自己则不得不挖河泥、挑水泥、洗马桶，生活变得非常贫困。但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依然会采路边的野花插进家里的玻璃瓶做装饰，在煤球炉上用铝锅蒸蛋糕，用铁丝烤松脆的面包片。

我想这些民国名媛，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她们在逆境中仍然热爱生活，在逆境中仍然有自己的坚持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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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心态和顺境、逆境无关，它只是一个人心里的底色。一个人心里的底色好，不管什么样的情况，TA的心里都是一片锦绣，都会活的有滋有味。

提到心里的底色、心态的乐观，就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苏东坡。

要说苏东坡的仕途，也是少有的坎坷。他因为“乌台诗案”遭陷害，差点送命，后来又好几次被贬，被贬的地方一次比一次荒凉，一次比一次蛮荒。但苏东坡依然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其实他并不是没有失落，而是在每次短时间的失落过后，他都能怡然自得的发现这个地方的好处。

他先是被贬到偏僻萧条的黄州，他在那虽然表面是个小官，但却处在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言论行为都受束缚。可他在这个期间却先后写下了有名的“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赤壁赋”中，他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我看到的不是颓废沮丧、意志消沉的苏东坡，而是潇洒豪迈、从容豁达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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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黄州，后来苏东坡又被贬到更为偏僻的岭南。岭南在当时还是蛮荒的地方，是罪臣被贬的偏远之地。苏东坡被贬到岭南，就相当于“甄嬛传”里说的流放宁古塔了。

别的官员被贬都是哀怨叹气，可苏东坡却不改乐观，很快他就发现岭南的荔枝很好吃，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整个一吃货的本色。

因为苏东坡的诗太有名了，他在岭南写的那些诗，很快被朝廷中的政敌知道。他的政敌听说苏东坡被贬到惠州，还过得这么舒服自在，大为恼怒，马上上奏皇帝，说他的诗讽刺朝政，请求再贬海南。

要知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海南还是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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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苏东坡就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岛的儋州。在这里他慢慢还是找回了乐观，开始办学堂，开创学风，于是许多人不远千里，追到儋州，师从苏东坡。

在宋朝的100多年里，海南从来没有出过进士，可苏东坡来了之后，这种局面就被打破了。除此之外，他还培养除了不少颇有名气的学生，也开化了当地的风气。海南的人文之盛，就是苏东坡开启的。

直到现在，在海南儋州，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由此可见人们对苏东坡的景仰和喜爱。

其实苏东坡不是没有沮丧，但在短暂的沮丧之后，他的心里仍然是一片锦绣、满腹繁华，过的有滋有味。怪不得林语堂评价苏东坡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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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们每个人的心态，不在顺境、逆境，不在外在的那些东西，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心里有没有一片好的心境。

不管外在环境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在心里“种桃、种李、种春天”……

来自：赵小册（yinhuaton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