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楼宇烈先生是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楼宇烈先生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佛教的教学与研究;他积六十余年对中国文化研究与体悟的底蕴,近年来尤为注重面向公众梳理与普及国学精粹。著作有《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
楼宇烈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深访谈”中,从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聆听楼宇烈先生谈文化自信,让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现整理出若干要点,与诸位志同道合者分享。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楼先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上曾经“失魂落魄”,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反思、探讨和评价的时候,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
我们再也不能“失魂落魄”了,而是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并结合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进行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楼先生鲜明地指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上个世纪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坚实、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曾经“失魂落魄”?
楼宇烈先生老家在浙江嵊县,出生不久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上到高中都是在上海受的教育,后来考入北大哲学系。1955年进北大,在北大坚守了60多年。楼先生说: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反思?而且怎么样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治理腐败,解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这一百年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从正面加以否定,比如最突出的就是对“礼教”的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落后,原因就在于制度,所以先后进行过两次制度改革。一次是戊戌变法,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没走通;另一次是辛亥革命,想走共和制的道路,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让军阀篡夺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于是又开始追究文化的根源,觉得中国人宗法的、血缘的观念太浓厚,认为不把宗法血缘的观念改变,就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当时我们一直批判“礼教”,并没有看到它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有束缚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也就是说构建一种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当时没有“顾及”到这个,就基本上把它彻底否定了。
再有,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曾经“失魂落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从观念上来讲,总觉得西方是现代化的一个样板,西化就是现代化,把西化当成现代化,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
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过:中国文化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法、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跟西方的差异何在?这种差异里面有没有各自的优缺点?只看到西方的都是优的、好的,我们传统的都是糟粕、落后的,所以包括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结构,特别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甚至于把它解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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