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里房东高奶奶住在一明一暗的北屋，旁边的一间北屋内住着一位王姓的长者，大约五十多出头的单身老人，见面时我常称呼他“王大爷”名字叫什么我还真的忘记了。此人独身用文词说是鳏夫，老话儿说就是光棍儿。其实也不是打了一辈子的老光棍，是半道做的光棍也没有续弦，老北京人称此等人为半截子光棍。
王大爷早年间在宛平县附近的农村居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有祖传的几亩薄沙田以种地为生靠天吃饭，那块地属于兔子都不拉屎的贫瘠的土地，就在永定河河道附近的荒滩上。好在王大爷是个顾家勤快的男人，平时也打打短工挣些小钱养家糊口，草屋三间妻子儿女一大家子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艰辛日子。
卢沟桥抗战那一年战火蔓延到村子里一阵日本鬼子的炮火后房子炸没了全家人死的只剩他一个人了，埋葬亲人后破房子和地也不要了，避过风头后投奔了在北京做工的两个兄弟。为了生存扛大个、打短工、卖菜、还拉过几天的洋车，就是为了哪一口赖以生存的嚼谷，人都混到这份上了谈哪门子娶媳妇，兄弟三个人互相帮衬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苦熬苦煎着终于等到了北京城的和平解放。
解放后的头几年虽然没有地痞青皮的刁难与剥削，要生活还得靠您自己到处去刨食挣一些嚼谷吃，王大爷依旧是挑着担子游走在街巷里卖菜，每天天不亮时就去菜贩哪儿趸菜，然后挑回家稍加分类洗去泥土摘掉老叶子潲上清水分层整理码放好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副菜担子足足有一百多斤，蔬菜也有好几个品种分别装在两个大筐内沿街吆喝叫卖“香菜唻辣青椒哎，沟葱唻黄瓜嫩芹菜，扁豆，茄子，架冬瓜，买大海茄······”
每天傍晚后都会拖着疲惫的身体低着头摇晃着两个空菜筐回到家中喝口水稍微的休息一下后就到兄弟家吃晚饭，老哥俩聚在一起聊聊天喝口小酒吃点热饭，饭后回到屋中喝一壶茶后拉开铺盖倒头就睡了。小本经营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划成份时定为小业主，就一根扁担俩大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小业主。1956年后公私合营后，被合营到了蔬菜公司具体干什么不详，一根扁担俩大筐也当不上股东啊，大字不识的也不能让他当经理啊，继续干一些力巴活呗。
王大爷身量不高有些偏瘦由于长期挑担子劳作有些微微的驼背，就连走路都摇晃着他熟悉扁担步子，无论春夏秋冬总是剃着锃亮的光头，由于谢顶的历害即便不剃也和光头也差不到哪儿去。浓眉细眼喉结突出说话声音低沉，一副憨厚却饱经苍桑的脸上有着很多的皱纹看上去比实际上的年龄显得大的多。
虽然说是解放了是新社会了，可王大爷穿衣服的习惯还停留在民国时期服装的样式，脑袋后边就是没留那根小辫子。没办法王大爷就是喜欢那种黑色裤腿白色裤腰的老式勉裆裤子，春夏秋光脚穿一双中式布鞋，光脚穿鞋不说还要在裤脚处用黑色绑腿带系好说这样显得利索，也不用裤腰带双手拿住裤腰左右一拉一紧一掖齐活。春夏秋三季就穿中式白色、蓝色、黑色的单褂子和夹袄，就是前襟有一排算盘扣的中式褂子，左右有两个大兜的那种衣服，连汗褟也没有穿过，一顶旧草帽往头上一扣，标准卖蔬菜的小贩。冬季则是黑棉裤黑棉袄，束腰则用深蓝色布带在腰间一系，头戴一顶棕色无檐的圆毡帽，足登一双老头乐棉鞋这回到是穿上袜子，大冬天的可不兴光脚穿棉鞋的。和百岁他老爹“鬼难拿”在穿衣服打扮上绝对有一PK，也是旧社会京城附近农民的标准装束。
您还真别说王大爷也有例外的时候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时就赶过一次时髦，做了一套蓝色咔叽布的中山装外加一顶买来的蓝色解放帽，鞋还是布鞋特意加了一双白线袜子，不知道是衣服做的不合适，还是驼背的缘故王大爷着装的效果实在不怎么样，也影响了他老人家的形象。自己穿着新衣服没觉得出怎么样的别扭，别人不知何因看着就是觉得不合适显得特别的滑稽。
衣服被子脏了坏了都由兄弟媳妇帮着洗洗缝缝补补连连，也不会做饭都在兄弟家搭伙吃饭。饭后回来时提一壶开水拉开铺盖在铺着炕席的土炕上一歪，至于睡得着睡不着那是另外一回事，连个话匣子也没有也很少见他开电灯，就是休息天除了吃饭之外也间天的呆在家中不出门，也不和任何外人打连连，即不看电影也不去听戏。就应了那句话：“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的小眯着。”
有时候老邻居们在院中偶尔见面互相要聊上几句，王大爷低沉的话语间透着和气一脸笑容的聊着，您别看平时看不见王大爷身影听不到说话声，要是老邻居一碰面话还真多聊起了没完没了。尤其是夏天的夜晚，明亮的月光下邻居们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自家的门前坐在小板凳上摇着蒲扇在小院子里乘凉，附近的木柱上被点着的火绳闪着微弱忽明忽暗光亮，一股股辛辣烟气四散开来驱赶着蚊虫，老哥几个一边喝着花茶，一边摇着蒲扇谈天说地，聊天的内容大都是些道听途说轶闻趣事和亲身经历过的陈年旧事。
在小院里您别看王大爷不吭不哈却是个古道热肠之人，高奶奶去世后出殡那一天他专门请了一天假，在八宝山墓地的坡路上抬着棺材走了很长一段路，和院子里的几个男人抬着棺材送了高奶奶最后一程。就连下葬填土立墓碑的事儿全干了，全院在送葬的时候没人说话心情都是极为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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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爷的屋子我很少进去整天的锁着门隔着玻璃窗就全都瞧清楚了连窗帘也不挂。土炕就在玻璃窗下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虽说并非是家徒四壁可屋里的家伙什也是屈指可数，一张桌子摆着茶壶茶碗和暖水瓶，木架子有脸盆毛巾和肥皂，一个夜壶放在墙角处，屋子里连个木椅子都没有，无论谁来都坐在炕沿上聊天。
说到夜壶我特烦，也就明白了王大爷进门后就不再出去的原因了，小手家里解决大手去小医院边上的官厕。就他那夜壶不知用了多少年味道特别大，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撒满了他不去倒，一两天是它，三五天也是它，等王大爷去地沟眼倒尿时突突的且倒上一阵子味道特别难闻。一看到那圆圆的夜壶我就想给它砸了，可王大爷还当宝贝似的放到屋里也不知道他是如何适应那股熏人气味的，砸夜壶是我的心愿，可惜的是一次机会也没留给我。
王大爷在单位就是一个老好人，由于没有文化开会连发言都不会就坐在板凳上静静地听着，属于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的主儿，估计明白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工作上就是踏实肯干买大力气时从不发怵，至于奖金不争不抢给多少就拿多少，属于沉默寡言的哪一类人。就这么一个不招灾不惹祸的老人，劳累了一辈子的老人，逆来顺受的老人，也没有能躲过那一场灾祸。
文革中开展深挖阶级敌人的行动，不知让哪个缺德鬼胡编捏造检举揭发了王大爷，说他是隐藏极深的逃亡地主，造反派在抄家中从他的破旧木箱中最底下搜出了几张不值一文的金圆券，不由分说就是一顿皮带木棍当时就晕了过去。这下可是个爆炸性大新闻，可麻烦也就大了去了，在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那些人眼中这可是大功一件。证据确凿无法抵赖啊，立马被挂着大牌子批斗起来，忽然之间就增加了许多上纲上线的莫须有罪名：国民党特务，逃亡地主，大流氓，反革命分子，凡是能想到的罪名都罗织在一起，还鼓动着让小院中老邻居们写检举揭发材料。
王大爷被隔离审查，罪名大肉体上受的罪就更大，要论那些可怕的罪名王大爷都能被枪毙十回了。一天傍晚王大爷被放了回来，一路歪斜的走进屋子就躺在了炕上，这一躺就再没醒来，悄悄地去世了。等街坊们将王大爷回来的消息告诉了他家的二爷，二爷和他媳妇连忙跑过来看望大哥眼前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王大爷早已故去多时。邻居们听到哭喊声纷纷走来安慰二爷和他媳妇，更多的人只是轻轻地摇头叹息。
由于是大热天不能久停第二天就穿着那套蓝色的中山装被送到了火葬场，而送行的就是两个兄弟和媳妇以及晚辈们。没有祭奠的鲜花，没有低沉的哀乐，没有失去亲人的痛哭，他的灵魂带着满身的伤痕，心灵的屈辱，带着迷惘，默默地走向了天国。记得他兄弟回来收拾那些简单的遗物时说过一句话“走了也好，就不用再受这份罪了。”话语间流露出有诸多的悲哀和无奈。
每当我打开小院的街门走到黑黢黢的院子中总会习惯的向北屋瞭它一眼，屋里黑洞洞的早已人去屋空。此时我的耳畔就会有一种熟悉的吆喝声在萦绕：“买萝卜，胡萝卜，卞萝卜，嫩芽儿的香椿，蒜儿唻的好韭菜哎！”
癸巳年十一月
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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