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刘文典到北大教书。一天,辜鸿铭问他:“你教什么课?”“汉魏文学。”刘文典恭敬地回答。“就你?”辜鸿铭冷笑地瞥了他一眼。
民国怪杰辜鸿鸣老先生被大学者嗤之以鼻,刘文典心里既屈辱又窝囊。“人微言轻”,他明白“想要在北大站住脚跟,就要有货真价实的东西拿出手”。于是,他一头扎进国学古籍研究,这一研究就是7年。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问世,顷刻间轰动整个学界。梁启超认为这本书堪称《淮南子》研究著作里的天花板,鲁迅亲自买来一本拜读,就连提倡白话文写作的胡适竟破例用文言文给他题序,还大赞道:“舒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
“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黑廋、干瘪的“小老头”终于跻身于学界。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不动声色,书虫一般啃食古籍。
1939年,刘文典又出版了《庄子补正》一书。从不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主动为他作序,激赞说:“此书,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就是说刘文典的治学精神堪称典范。
难怪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学术大佬都把这本书收入自己的国学书单。刘文典已然跃居国学古籍界的大咖之列,而且是头部大咖。
学术上的成果和赞誉让他一下子扬眉吐气,但同时原本谦恭的他也开始慢慢高傲起来。《庄子补正》出来后,他放言,懂《庄子》的除了庄子本人,另一个就是他。
你看这话多牛,当然人家也确实有资本。从此,“民国狂人”成了刘文典最深入人心的标签。
刘文典是搞古籍校勘和古代文学研究的,他看不起白话文,看不起新文学,认为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学问。
别人问他知不知道巴金,他摆摆手说:“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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