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子是先秦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创立了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命”“非乐”为核心的墨家学说。后世学者一般将墨子的这十大主张称为“墨学十论”。“墨学十论”是墨子针对当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出的救世方法，同时也是构建“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的理想。其“尚贤““尚同”学说已经具备了近似于现代国家组建的基本方式，其要求政府执政者忠信于民的政治伦理也和现代政治伦理相耦合，同时，墨子的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法治思想，有待发掘。本文即对墨子法治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墨子/法学/法治构建
先秦时代，墨子所面对的是一个“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的社会秩序失常的天下乱世。民众饱受着“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的威胁，承受着“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而导致的“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的危害。因此，墨子不仅苦行救世，同时亦宣传其学说，“上说王公大人，下说匹夫徒步”，以期人们能够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墨子所构建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是：1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2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3为政于国家者，情欲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4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阻。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5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由此可见，在墨子看来，构建理想的社会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劝善、劝爱，使人们能从自己的内心以善爱待人；一是组建国家为政，通过刑政赏罚的手段来促进和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够使社会中个体的天资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对个体权益能够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文明社会其显著的特征即社会规则的建立以及对规则遵守，此即法治文明。
墨子将社会秩序的混乱，最终归结为“不相爱”和“无正长”，因此，墨子一方面劝善、劝爱，使人们认识到，消除乱世的方法应当首先从个人做起“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保持与他人良好的关系，以此能够“兼相爱，交相利”，从而互相成就，形成一个“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兼相爱”虽然并非不可企及，但是仍然会给人以实行起来不可能的感觉：情感往往带有主观性，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爱其它人？实际上这种疑惑大可不必，“爱人如己”是主观的、主动的、积极的对兼爱的践行，并非像“挈太山越河、济而不能”，而做到与人为善取决于是否愿意。即便不愿意做到与人为善，仍然可以选择兼爱的另一面“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也是兼爱的基本形式，只不过这是兼爱的消极的体现，所以，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只要自己去做，兼爱就可以做到。
另一方面，墨子倡导组建国家行政，“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从而达到“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的和谐社会。国家政府的组建的目的是“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政府的组建是为了“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之善。但是，这不等同于有了政府社会秩序就一定能够和谐稳定。一旦政府的执政者行政失度，反而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若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所以墨子强调“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法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墨家是一个主张法治的学派，墨子的法治理念既是对“古之道术”的传承，也是匡扶时弊的方法，同时也是当代法治建设的基础之一。墨子的法治理念，主要集中在《法仪》一篇，且贯穿于墨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墨子的法治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依法治国，主张刑罚适当的平等观、刑政观等。在墨子看来，法治既是对政府和执政者的权力的限制，又是政府和执政者行政的依据，同时又是提高执行能力和行政效率的方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国家的建立，执政者拥有绝对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律法往往都是“法自君出”，“法自君出”首先是“人治”，存在超越法律，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的人。其次，无法保证法律的公平合理，属于墨子批判的“恣己为政”，所以墨子提出“君不可以为法”“君不可修法”的主张，这是对君权的限制，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这是墨子的法治观念对人治观念的取代。
墨子的法治观念不仅将权力关进了法律的笼子，同时对法律的制定原则也坚持民主。在墨子看来，法律制定的原则有两个：天理和民情。所谓天理，就是天道、天志，是自然运行的法则，“以磨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自然法则的根本即兼爱“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认为，天志是天下之明法，以天志为法的原则就像“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之意不仅仅是“义之法”，也能够达成“善刑政”，所以应当“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意不可不顺”。由此可见，“天之爱民也厚”是墨子的天的哲学观——“天意即爱，爱即天理”，而法的制定的原则必然要遵循爱的原则——“法不仁，不可为法”。
所谓民情，即“民若法”，指的是民众普遍认同的规则，这也是民主的体现。墨子认为，只有遵循以民众的意愿为法而行政“明于民之善非”，才能够行政赏罚适当“则国必治”，否则将“国众必乱”。在墨子的“三表法”之中，有两法都是以民为法，“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如何是“民若法”呢？墨子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私人财产不论多少，都不容侵犯，一旦有人侵犯他人的利益，民众都会反对，民众反对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与被侵犯者有关系，而是众人都认同一个普遍的道理“亏人而自利”是不义的，这种被民众普遍认同的道理即民情，应当成为法的制定的原则。实际上这也是墨家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主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现代文明即私有产权保护文明。政府和国家的根本目的与重要任务就是保护国民私有产权不受侵害。所以“为政者”应当进到保护的责任。墨子为何要积极的强调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呢？因为在墨子看来，人的生产生活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劳动，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自然应当拥有其创造的价值。人创造的价值是维护人的生活的基本需要，墨子称之为“周生之本”，所以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亦是对人的保护。脱离民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所制定的法律，并不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相反，还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比如，以前我国法律中有一条嫖宿幼女罪，立法者认为这是对幼女的保护，因为嫖宿幼女罪的刑罚要比强奸犯更重。然而在相关的犯罪事件中，这条法律倍受民众诟病，即便有人因为这条罪入刑，民众也并不满意，随后有关部门取消了嫖宿幼女罪。所以墨子说，不能明民是非，即便依法进行赏罚，民众也不会认同，因此，天理人情是为立法原则。
墨子认为，刑罚的目的是“赏誉劝善，刑罚沮暴”，所以应当严格执法，“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在执政过程中，刑罚失度造成的损害，至少包括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和被刑罚人的冤屈，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而法治建设可以有效的规范执政行为，提高执政水平，使得刑罚适当。在《墨经》中，有一个理念，罪：犯禁也。不在禁，虽害无罪，殆姑。翻译成白话文，指的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不能从事的活动即犯罪，但是如果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的行为，即便造成了伤害，也不能认定为犯罪，宁可姑息也不能滥用刑罚。这也就是通常讲的，法无禁止即可为。由此可见，墨学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最早倡导者。无罪推定原则是当今社会法治文明的体现，是对人权保护的发展。如今，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通用的原则。刑罚失度的另一个原因即法律适用不当或错误，相似的犯罪行为，不同的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会造成较大的影响。所以在适用法律条文的时候，墨子认为应当遵循“法同观其同，法异观其宜”的原则，因为法律不可能俱细。规范执政和刑罚，不论是无罪推定还是遵循适用原则，其本质都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在墨子的法治思想中，墨子认为“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由此可见，墨子并不反对死刑，并且将死刑看做终极的刑罚手段。《吕氏春秋》记载“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以禁杀伤人也”，荀子认为这是“百王之所同也”。这种原始朴素的正义观、刑罚观，从产生之初就为“百王”和民众所认同。一个杀人者为自己所做出的事，应当承担怎样的一个责任？杀人后不再杀人，是否等于杀人者承担了杀人后理应承担的责任？或者通过监禁手段，使杀人者没有机会和条件再去杀人，是否等于杀人者承担了理应承担的责任？相较于被害者来说，监禁的方式是否与被害人的生命等值？作为人来说，生命应当是平等的，杀人者以命偿命是否才是对等的义务？
有种观点认为，废除死刑可以降低犯罪率。然而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犯罪率降低也许只是一个假象：人之常情在于有所畏惧而不敢犯罪，“废死”为杀人者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无论用多么残暴的手段，杀多少人，都不会受到死刑的处罚，这是保护杀人者而伤害被害人。按照“废死”者的逻辑，废除死刑可以降低犯罪率，那么，废除所有法律上规定的罪名，是否等于社会上犯罪率为零？“废死”后，采取的基本是长期监禁的刑罚。长期监禁和死刑，哪个更残忍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自由毋宁死”，据此，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自由的生命比起死亡来说更加残忍？从这个层面来说，长期监禁未必就充满了仁慈。所以墨子说同样的刑罚既可以治世安民，又可能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如果想要维护社会秩序，则要避免用刑不善“不杀不辜”，所以一旦涉及到要用刑罚，尤其是死刑时，更应当慎之又慎，这也是墨子虽然主张死刑，但更注重慎刑的法治思想。
在墨子的法治思想中，法律不但应当以天理民情为本，也应当是公平、公正的和具有最高权威性的，所有人都应当遵守法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为社会地位高和血亲关系，就可以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如此才能“举公义而辟私怨”。墨子说：“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亲而不善以得其罚”彰显的就是法律的公平公正。无论是谁，一旦突破了法律的约束，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而不受法律的制裁，法律的权威就受到了挑战，失去法律权威的社会，最终会让整个社会限于混乱，人人自危。在墨子看来，这是仅次于战争对社会和民众造成的危害。所以，法的权威应当高于一切权力，法治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在墨子的法治思想中，法不是执政者统治民众的工具，不以“防民”“备民”为目的，而是以自然法则为原则，以民众自由意志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用以维护整体社会和谐稳定的规则，以保护社会全体人员的权利为根本目的。
结语：墨子认为“人皆天臣”，生而平等；并且人先于国家存在“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国家的建立和社会秩序应当以民众的共识为基础，因为在墨子看来，世界上根本不会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哲人王，用来制定一套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则让所有人去遵守，而是相信人们必定会在平等合作中，建立一套适合彼此共生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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