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大师”陈寅恪
有一次讲课，兴之所至提起陈寅恪。中学生一脸雾水的样子，让我感慨。心中觉得，一定要写一写这位“教授中的教授”。
关于陈寅恪先生，著名历史家傅斯年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紧一人而已。”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那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出身。首先，他的爷爷叫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政治家；其次，他的父亲陈三立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并称“清末四公子”；再次，他还有个声名并不亚于他爷爷的岳祖父，台湾巡抚唐景崧。可以说，陈寅恪一出生，就是在浓浓的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的。
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义宁陈氏
二、 “义宁陈氏”
中国有句古训：“诗书传家远，忠厚继世长。”
有一个大家族，先后走出了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湖南巡抚陈宝箴，走出了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同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走出了近代画坛巨擎陈衡恪，走出了国学大师陈寅恪等人物。在权威辞书《辞海》里，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4人分立条目，一家三代祖孙4人享有如此殊荣者，翻遍《辞海》，仅此一家！
这个家族，就是“义宁陈氏”。
陈氏家族，“以诗书立门户，以孝悌为根本”。崇尚文墨，在躬耕之余，勤于课读，不惜代价，建书屋、立义学让琅琅读书声始终伴随着这个日渐兴旺的家族，亘古而强劲地传承着一袭墨香。正是这种内在人文精神的勃发，才有了这个家族日后的跃升与腾达，而孕育出一个名倾天下的文化大家族------“义宁陈氏”
义宁陈氏
祖父：“海内奇士”陈宝箴
陈宝箴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也”。
正气凛然
甲午海战以后，陈宝箴严厉谴责李鸿章“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室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当李鸿章从日本返回天津时，众人议论会再次出任直隶总督。正在天津督东征湘军转运的陈宝箴愤然不去拜见，并且扬言，如果李鸿章早上担任直隶总督，他当晚就挂冠而去。在黑暗污浊的晚清官场，陈宝箴正气凛然，真是难得！
思想开放
虽然恪守儒家学说，但陈宝箴思想却很开放。他担任湖南巡抚时，大刀阔斧推行新政，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罢免昏庸贪鄙的官吏，兴办工商实业，开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以开迪民智、改变陈旧的风俗。不仅如此，他还向光绪皇帝上书，力荐张之洞入执掌军国大权的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和京外官员三十余人备光绪皇帝挑选。其中所举荐的杨锐、刘光第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林旭并列为军机四章京。任湖南巡抚三年，是陈宝箴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最大建树
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自上任以来，湖南推行新政，办学堂、算学馆、《湘报》和南学会，罗致“新党”。果然，不负一番努力，昔日闭塞、落后的湖南百废俱兴，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父亲：“海内奇士”之 陈三立
陈宝箴长子陈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因深恶“八股文”，考试时用自己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初选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试卷中抽出选为举人。
（一）爱国佳话
那时陈三立正当壮年，风华正茂，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重吸取营养，主张维新变法。他常与思想开明的官员、文士如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等人交往。谈论话题：纵谈国家大事，为民族复兴设计蓝图，论诗化文，切磋学术。思想上：视功名利禄为草芥，以救国为己任。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定《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以谢天下。”
（二）戊戌政变，陈氏受挫
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死“六君子”。陈宝箴因为拥护皇帝变法，被视为“帝党”和维新党，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发出上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这一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回江西老家。经济状况极端拮据，罢职后以及从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陈三立大病，第二年又病，险些病死。第二年陈宝箴长孙之妻亦逝。一年后，陈宝箴病逝。戊戌政变对陈氏一家的打击是沉重的。
（三）诗坛泰斗思想变化
父亲遇难，家国之痛，陈三立无心仕途。政治上的失意和父亲被迫自缢，让陈三立的生活发生了转变。以诗为寄，居禁令青溪桥畔，自封“散原精舍”。
陈三立自云：“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舟袖手人。”定居南京金陵湖畔，他把主要经历用在诗歌创作上。早年诗学韩愈、龚自珍，后来又深受南北朝和宋代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学习和继承了以黄庭坚为台柱的宋诗江西派的传统，融注成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同光体诗派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诗坛的泰斗地位。
注：同光体诗派，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陈三立居同光体诗派的最高成就。
梁启超品论他的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
晚年，陈三立怀念庐山。年近八十，溯江而上登庐山，遍览风景名胜。
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他，但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这便是“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这时，陈三立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只因政治伤我太深。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他的政治信仰。实际上，这只是他的政治底线。他是爱国的，只是并不参与设计民族复兴蓝图。
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陈三立每日阅读报纸，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有时，梦中惊呼“杀日本人”。
1937年，卢沟挢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欲招陈三立为官，他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
陈氏父子
“清华三巨头”之一陈寅恪
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欣赏他：“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必以陈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清华园闪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人以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父亲去世，多种因素促使陈寅恪在治丧期间右眼视为急剧下降。因延误治疗，后去美国医治仍未愈，结果双目失明。他退还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的聘书。1946年10月回国，仍于清华园任教。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陈寅恪生活艰难。他采用以珍贵的藏书赠送学校的形式来换取胡适校长的资助。
后来，应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邀请，于岭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合并于中山大学。陈寅恪移教于中山大学，兼任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1962年，他的右腿骨折。在助手帮助下，他以耳代目，以口代笔，到晚年骨折卧床，仍然顽强坚持著述创作。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多年藏书、诗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他结束了瞽者生涯，含恨离开人世。
主要成就
历史研究、新考据学、区域文化、宗教语言、诗文成就、教育贡献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新考据学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区域文化:
蒙史、敦煌学、藏学、突厥学等深入研究。
1、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2、敦煌学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3、藏学
陈寅恪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
4、突厥学
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宗教语言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1．宗教学
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祗洹精舍，潜心修佛。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且擅佛画。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语言学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参考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考察其所记录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
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
诗文成就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31]
教育贡献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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