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参加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这不仅是一个政治的事件，而且也是一个哲学的事件。但海德格尔在公开场合对自己参与纳粹之事一直保持沉默。在1966年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惟有一神能拯救我们”中，海德格尔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其一，海德格尔1933年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是不得已而为之，并具有善良的意愿。
其二，海德格尔不同于纳粹，甚至批评纳粹。而纳粹也不信任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并给与了惩处。
总之，海德格尔的申辩试图表明他不是纳粹。
海德格尔是否是纳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之争，而且也是思想之争，因此问题在于海德格尔的思想与纳粹思想的关联。我们在此试图表明，海德格尔在何种程度上是民族社会主义的，而在何种程度上又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的。
非常明显，海德格尔参与民族社会主义是基于对于三十年代的欧洲和德国的形势的判断。在他的眼里，这种形势非常糟糕，这不仅仅指政治的，亦即德国无数个政党相互倾轧的混乱局面，也不仅仅指经济衰退，工人失业，甚至也不仅仅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留下的外在和内在的创伤，而是指人性的和精神的普遍的困境。这一困境导致了尼采的“上帝死亡”，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所谓的上帝和科学都是意指西方’欧洲，传统的理性，当然它们各具自身的维度，而“死亡”、“危机”和“没落”则意味理性不再是西方人的最高规定，它已穷尽了自身的使命。于是人性和精神就失去了其根基，如果人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的话，如果精神自己的发展就要达到理性的话。
当然，海德格尔认为糟糕的形势并不只是理性的死亡，而也是技术对于人的垄断，对于存在的设置，这使欧洲的命运面临了挑战，它具体表现为美国主义和俄国主义。前者是民主和科学’技术，，后者是苏维埃和电气化。一般人认为美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俄国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思想，因为它们总是试图消灭对方，但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它们两者在本性上是一样的，即技术化的世界观。美国的科学与俄国的电气化几乎同出一辙。而美国的民主和俄国的苏维埃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所建立的政权，但它们又都是被技术所操纵，对于政治和国家，海德格尔不仅反对在政治上表现的基督教世界观，而且也反对法制的国家制度，同时他也强调反对民主制，因为他认为它们都是“半途之见”。
问题在于，人们必须追问技术的本性，关于技术的流行的看法有两点，其一，技术是服务于目的的手段，其二，技术是人的一种行为。但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就其本性来说，是人从自己出发不可能制服的某种东西。”（谈话）技术的本性是设置。“设置的统治作用是指：人是被一种力量所设置，所强求，所挑战，这种力量在技术的本性中展示出来，而不是人本身所能掌握的。”“技术使人们愈来愈同大地分离，并使人们失根，这恰恰是令人不安的事情。”
如何克服这种糟糕的形势-海德格尔并不试图去拯救理性的危机，因为他自身不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也不想顺应星际技术所决定的潮流，不如说他想让技术得到更本原的规定，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事情只还有一种可能性：同那些现实还有生命力的建设性力量一起，来试着对付正在到来的发展。”（谈话）而建设性的力量在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很多人将民族社会主义译成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有悖德语原意，民族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义”强调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强调反对共产主义。而民族社会主义之“民族”是这种社会主义的限定，它不是国家的，也不是文化的和历史的，而是种族的。因此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大地和鲜血”。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对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海德格尔认为是“一突破的伟大和辉煌”。“那时我看不到有任何其他的抉择”。“我似乎不仅仅是对着幻想说话，反之，我曾看到这一种可能性。”亦即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兴起之事。总之，民族社会主义的“大地和鲜血”给海德格尔敞开了一条真理之路。
对此问题的阐明必须考察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变，我们可以简略地将其思想区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中期，晚期，而他对于“大地”和“自然”的崇拜经历了一个思想过程，海德格尔早期的大地基于他对于存在者整体的划分：此在，手上存在者和手前存在者，此在是特别的存在者，亦即人的存在。当然，人不是此在的规定，相反，此在是人的规定。手上存在者是器具，为人的创造物，它作为手段并服务于人的目的。手前存在者是自然，是自身给与之物，它自生自灭并自在自得。所谓的大地就归属于手前存在者，此时的大地尚未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作为世界内的存在者并与此在相遇，且被“人生在世”这一整体结构所规定。海德格尔中期的大地不再是一个手前存在者，不再属于一个世界内的存在者，相反，它与世界的斗争构成了历史性的争端。大地在此被理解为本原意义的自然，亦即自身遮蔽的存在本身，而作为器具的手上存在者被视为技术的构成物，并被解释为形而上学的现代产物而受到批判。海德格尔晚期的大地则获得了另外的意义，它是“天地人神”四元中的一元，并与其它三者共属一体，由此生成了一个世界。
海德格尔走向民族社会主义的那一特殊时期正是从其早期思想到中期思想的转变阶段。此时其追问的存在问题不再是基于世界，而是自然，亦即大地，尽管这个大地被历史性的命运所规定。海德格尔在此看到了其思想与民族社会主义之间一种似是而非的相似性。民族社会主义的“大地和鲜血”仿佛和海德格尔的“大地”与“自然”同属一个语言家族。他们共同反对技术，对抗着美国主义和俄国主义，并试图克服技术时代人类的困境，返回人的家园。海德格尔后来说：“我知道一切重要而伟大的东西只是产生于一点：人类有一个故乡并须扎根于传统。”（谈话）这当然会具体化为回归德意志自身的历史的本原性。对大地的思索也许是海德格尔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最深刻的思想动机。但是这是他思想的迷途。正如海德格尔自身将其中期的一些论文汇编成册的时候命名为“林中路”。“林中路”在德语中不是任何浪漫与想象之路，而是“迷津”或“迷途”。
海德格尔自身意识到了走向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的迷途，这在于，一方面他不断显示自身思想与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差异，另一方面他试图用自身的思想来改造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
就海德格尔与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差异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后者的“大地与鲜血”是自然主义的，生物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而前者却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过大地。海德格尔的大地在其思想过程中不断被世界、历史和语言所规定，并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和语言性的。
早期海德格尔的大地是世界性的。在此，大地作为世界这个整体之内的存在者，它只有依赖于此在的显现才能在世界中显现出来。中期的大地是历史性的，这也就强调了大地是存在历史的发生，而存在的历史被理解为真理的显现和遮蔽，亦即林中空地。晚期的大地是语言性的。它既不是对象意义上的自然界，也不是自身去蔽和遮蔽意义上的自然，相反，它作为语言的存在属于四元，亦即天地人神所聚集的世界。
海德格尔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关联主要发生于他思想的中期。因此我们有必要更详尽地说明海德格尔历史性的大地的意义，而这又必须鉴于世界与大地的关系来予以考虑。
世界自身既非一手前之物，亦非一对象，而是如海德格尔所表达的那样，它世界化。如此意味的世界是一历史性的世界，它区分于“在世存在”的世界。“哪里我们历史的根本性的决定作出了，并被我们所接受，遗弃，误解和重新追问的话，哪里世界便世界化。”这种世界化的世界正是历史并自身敞开。“凭借于一个世界自身的敞开，万物得到其缓急，远近和广狭。”于是发生了时空，亦即时间化和空间化。“进入空间在此有两层意思：敞开的自由的自由给予和将这种自由置于它们的系列之中。”这样一种敞开的自由正是空无和虚无，它们从存在者的整体中获得了自由。但是这却是作为去蔽的林中空地。
大地在此既非物性的，亦非质料性的，而是本原意义上的自然，与此相应，大地不能理解到自然界那里去，而是要从历史性来把握。“在大地上走向大地，历史性的人们在世界中建立了其居住。大地历史性地是“出现的保藏”，和那“在本性上自身关闭的”。海德格尔同时补充道：“但是大地的自身关闭决非单一的，僵化的和遮盖的存留，相反，它自身展开于一素朴的方式和形态的不可穷尽的丰富性中。”作为一自身遮蔽者，大地是林中空地的自身遮蔽，于是大地表明为聚集和它的聚集物。
世界和大地在根本上互不相同但又不可分离，因为世界是大地性的，而大地是世界性的。世界建基于大地，而大地通过世界的敞开而伸出。“大地不能缺少世界的敞开，它自身作为大地显现与它自身遮蔽的已获自由的涌来之中。世界也不能从大地滑掉，它应该作为一切根本性的命运的存在的宽广和道路建立于一已作出决定的。”以此方式，世界和大地统一于林中空地之中，那里，去蔽和遮蔽同属一体。
通过对于世界和大地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性的阐明，海德格尔的“大地与世界”中的“大地”就根本上远离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大地和鲜血”的大地。这导致前者对于后者的个人化的重新解释。
就海德格尔对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而言，我们惊异地发现，“精神”一词获得了非凡的意义。在此，海德格尔实际上要求以“精神”取代“大地和鲜血”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最高规定，同时也要求“大地和鲜血”从“精神”那里获得自身更本源的规定。以此海德格尔来反对自然主义，生物主义和种族主义。
那么，什么是精神*海德格尔说：“精神既非空洞的机智，也非无约束力的玩笑，也非理解力分析无穷尽的追求，也根本不是世界理性。精神而是一种对于存在之本性一种本原性的已同意的和有意识的决断。”因此精神不是形而上学所说的一个存在者，亦即自然的对立物，相反它就是自然的自然性。这种意义上所理解的精神就是对于存在的听命，甚至是存在自身。
当然，此时的海德格尔将精神置于历史性的维度加以阐释，将精神理解为存在的命运和作为林中空地的自由。1936年他说：“拿破仑在爱尔富特曾对歌德说，政治就是命运。不对，精神思想才是命运，命运就是精神思想。但精神思想的本性是自由。”海德格尔所说的命运不是自然或神性的必然性，而是存在历史（亦即真理的历史)的自行发生，它自身派送，但又隐身而去。这就是林中空地这一喻相所意味的。而所谓的自由，正是林中空地的自身去蔽。
海德格尔在给与精神一存在的本性之后，又将精神作为民族和“大地与鲜血”的基础。他认为：“惟有一个精神世界才能保证一个民族之为伟大”，同时，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才是“保持起其大地与鲜血般的强力的最深刻的力量”，海德格尔也将精神的指引作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这意在反对科学的政治化，反对科学的意义依照民族的实际利益来评定，而要求为大学提供精神指导（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他说：“担任大学校长的职务，是承担起为这一高等学校提供精神指导的责任，只是源于真正共同地植根于德国大学的本性，教师和学生们的服从才能觉醒和壮大。然而这本性要显明并获得其地位和力量，只有当这些领导人自己首先和经常被领导——被一精神任务的不可回避性所领导，这一任务把德意志民众的命运铸入其历史的烙印之中。”这里，海德格尔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中突显了领导者的被领导，而真正的领导者并不是元首，而是精神本身。
当然，海德格尔用精神改造民族社会主义并没成功，因此他只好将民族社会主义归属到绝对的技术国家，归咎于星际技术的斗争。海德格尔说：“在这个斗争中……人类使用无节制的暴力对一切东西进行计算，计划和培植培养。”所谓的计算亦即美国主义，计划就是俄国主义，而培植培养正是指民族社会主义。至此，海德格尔走进民族社会主义的迷途可谓彻底终结。
针对海德格尔参与民族社会主义这一事件，人们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思想上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分析。毫无疑问，仅仅从政治上和道德上来阐释和批判海德格尔在取向上就缺少根据。这是因为海德格尔一生中不是政治支配了哲学，而是哲学规定了政治。同时，个人的道德乃至性格气质固然与思想相关，但是思想自身有它独特的道路，这决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在思想上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或者相反，他不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而是要清理海德格尔思想和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之间似是而非的关系，因为海德格尔思想的道路就是迷途。
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是迷途*这是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最本原的不是混沌，但也不是理性之光和上帝之光，而是林中空地，此林中空地不是佛道的怡然澄明之境，而是遮蔽和去蔽之地。一旦思想进入林中空地，它的路途必然是林中路，亦即迷途。其实，不仅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是迷途，一切思想道路都是迷途，谁敢声称自己就是理性之光呢*如果有人敢如此断言的话，那么他自己就已在迷途之中，其危害性远远大于混沌。
海德格尔谈到思想的经验时说，谁将伟大地思考，谁将伟大地犯错。这不是为思想的迷途寻找遁词，而是指出思想就是冒险。真正的思想总是在迷途中行走。当然它必须不断越过自身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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