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十几岁的时候就读过路遥的作品，一开始是《人生》之后是厚厚的那本《平凡的世界》，虽然字很小，也虽然是盗版，但也是能让自己读的津津有味，我想在那个年纪根本没有什么文学鉴赏能力，为什么会喜欢读他的书？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时间慢慢的向前推移过程中，其他更具文学价值的作品，也都会被大多数读者冷落在不起眼的位置，身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唯独路遥的作品，却能仍然具有着坚挺的生命力，并在各大高校借阅排行榜上稳居前几名，其原因在哪里？如果我们仔细解构他的小说，也许就能发现其蛛丝马迹。
首先读完《人生》我们再读《平凡的世界》就很容易发现路遥的作品里，会有两个最明显的矛盾，他同时站在两种人格之间，这两种人格特征在某一个人的具体生命历程中，是很难相互协调共存的，而且这两种人格并不只是因为情节需要而塑造，其中带有作者的某种心理特征，在《人生》这本书里表现出的是高加林的叛逆、不安分、不驯服的一种性格，同时还有一种是巧珍的温厚、善良、博大、责任的性格。
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和孙少安也是与之相似，为此竟然还有很多读者之间，有两人哪是真正的主角之争热门话题，《人生》写的比较早，在八十年代初期，路遥更多的是表现保守的一种精神内涵，用一个悲剧的结局来提醒我们，那种不安和叛逆背后的命运指向，其中隐含着对其人格特征认可的保守成分，但随之几年后的《平凡的世界》里，通过孙少平的命运走向，似乎路遥又对这种叛逆表现出了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我在想这也许是作者前后对人生的理解有了一定的微妙变化。
把我刚才的这些分析展开来看之后，我们也许就应该有一点点眉目，路遥作品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种类似于我们传统文化里的儒道互补的意味，当然不是真正意义的儒道，而是一种叛逆与温厚，积极与稳重的双重倾向，这种双重倾向的完美融合在作品的主要人物角色里，从而满足了两类人的移情需求。
读小说主要就是通过移情进入故事情节，感受人物命运，而我们读者群里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的两类人，可以在路遥的作品里都得到满足，一种是高加林、孙少平这种不安分和叛逆型，一种是孙少安和巧珍的这种温厚、责任型，这在其他作品里一般会很少出现，因为这不是大多数先锋派或者是后现代派的着重点，因此路遥的作品首先是在会我们消遣类读者群里，获得比较好的反响。
除了这些，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背负着某种负担型人物命运特征，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在《人生》里我们看到高加林的不安分，同时还有一种对土地的恩情，积极与保守的矛盾在这本小说里没有分开，因此也为悲剧的结局做了一个合理化的伏笔，但在之后《平凡的世界》里直接分成了两个人，这样孙少平的积极叛逆就没有了高加林这样的心理负担背景，自然他的命运的每一次跳跃也就可以通过所谓“善意”的权利进行干预，并没有得到最终的阻止，而高加林却不得不依附于偶然的“后门”。
不难发现高加林的后门和孙少平的后门其实都是一样，只是后者进行了善意的美化，前者却只能存在于矛盾冲突中，这种矛盾在我们今天就比较尖锐，如今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是路遥时代的放大版，其中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不断的加剧，于是就迎合了我们今天的很大一部分对前途迷茫的人，为此可以在这种故事情节中，找到一种共同语言的存在，慰藉自己一种矛盾的心理。
在这种负担型的人物面前，就会形成复杂的否定与肯定关系，在自己是农民的身份背后，有着才华的内在面前，到底该不该不安分？如果不安分，如果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去向往一种新生活，那自己的土地恩情到底该不该背负，这一点在孙少平那里就没有，而在高加林这里却非常的明显，这种暗含的矛盾，只有在高加林失败之后，我们才会拿出这种情绪来进行指责，然而如果成功了呢？这是就是我所说的一种不可调解的潜在冲突。
同时环境的交差也出现这样一种冲突，当高加林顺顺利利的时候，社会环境因素就是悲剧，我们在接受高加林成功的同时，我们却在同时有意的忽视权利背后的社会悲剧，当权利进行矫正之后，我们又看到了高加林的命运悲剧，这种善恶的交叉，悲剧与正剧的交叉，甚至他们村地处的地理环境都是县与村的交叉，这都是在放大这种矛盾冲突，在一个闭塞的山区，我想也就不存在这种冲突。
这种冲突无疑在今天已经被几十倍几百倍的放大，路遥作品的受欢迎，同时也在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路遥曾经看到的悲剧命运，今天依然在戏弄这很大一部分人，我引用《人生》里路遥的一段原文：他们为了个人利益，有时毫不顾忌的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路遥在小说中多次的提起这种环境带给年轻人的影响，一种人生命运面对环境表现出的一种无奈。
最后我们看看，作者本人通过主观视角，交代了高加林的这个角色，最终在故事中的定位，其实路遥的作品不难看出他的一种个人倾向，他不像其他作者，刻意隐藏自己的态度，或者是表现出一种冷冰冰的态度在背后叙事，路遥时不时的跳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穿插自己的旁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写作手法，在很多先锋派作者那里几乎都是看不到的，在《人生》故事里，路遥就用“豆芽菜”这个词来形容高加林，这种比喻就如我刚才说的土地恩情负担，没有了土地的滋养，高加林就如豆芽菜一样，没有根基，没有稳固的成长基础。
然而高加林的积极、叛逆，路遥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否定，毕竟这没什么过错，但我们也不难看出高加林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性格缺陷，就是在欲望越过了现实的障碍之后，就突然会显出了一种高涨、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心态；当现实制约了他的欲望，又会突然变得灰溜溜的消极姿态，这种表面坚强，其内在应该是一种软弱和不稳定的自我。自信与自卑同时存在与一人，两者并没有哪一方可以完全主导他的性格。
在路遥笔下的人生，就如一个四边形，自卑、自信、自尊、和欲望分别是占据四边，同时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分别主导着人生四边，每一边的变动都会扯动另外三边同时改变，没有任何一边可以以个人的意志而自由转移，始终相互牵制而产生出一个最终平衡的结果，人生就是一种力量均衡之后的结果，一种不断选择，最终达成平衡的结果，我在这里同时也看到了诸多的无奈。
文：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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