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

楼下常常吵得不可开交的夫妻搬走了，据说是男人入室盗窃蹲了监狱。不久，楼下空荡的房间又满了起来，搬来了一对老夫妇。

那是两个在旁人看来迥乎不同的老人，阿公高高瘦瘦，腿脚灵便，花白的头发掩盖不了他十足的精神头，一双眼睛没有老年人常有的混浊，倒是神采奕奕的，笑声也爽朗地不像这个年纪应有的。而阿婆则看起来比阿公显老，矮小臃肿的身躯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像是一只企鹅，阿婆的脸也是肉嘟嘟的，笑起来眼睛被眼皮和眼袋一挤就只剩下了一条短小的线。

时间长了，我渐渐了解到老人时常在早上七点钟左右出门散步，每天清晨铁质门框清脆的碰撞声是他们日常的见证。我有时出门会遇见他们，老人听到我的脚步声，往往会回头望向我，对我笑笑，向一边侧了侧身子，叫我先走。我摆摆手，不急的。

可是阿公总是一马当先走在前头，脚步轻快，根本没有停下来等一等阿婆的打算。阿婆在身后拖着臃肿的身躯紧紧跟着阿公的脚步，嘴里不知嘀咕什么。

朦胧的阳光挤进窗缝，懒洋洋地躺在楼梯台阶上，像是一块金黄色的地毯。与阿公的快节奏相比，阿婆缓缓走在上面，像是电影里常用于营造仪式感的升格镜头，抬起脚时带起的细小灰尘，在晨光熹微里像是一层薄纱，看不分明。

  我隐约看到一丝不悦在阿婆的脸颊上浮现，但或许是碍于我在，又生生消失在皱纹的某一处褶皱中。

  我站在原地，望着阿婆胖胖的背影，影子在楼梯熹微的光线里晃啊晃。

  一天下辅导班回家，已经是黄昏，倦鸟归巢，夕阳像打翻了的墨水肆无忌惮地蔓延，染透了大半边天。我在小区附近的公园看到了他们。阿公依旧是大阔步地走在前面，腰板儿挺得笔直，双手背后，右手中的红色收音机吱吱呀呀地唱着《女驸马》。那个圆鼓鼓的身影依旧晃啊晃地跟在后面，一边晃一边骂骂咧咧:“死老头子，急着干啥去你！”阿婆瞪着眼睛，脸涨的发红，脸颊上的肉一颤一颤的。阿公却像是没听见一样，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悠哉悠哉向前走去。阿婆还在身后义愤填膺。他们之间似乎永远隔着一段距离。

    阿婆深吸一口气，圆鼓鼓的身体看起来更圆了，活像一条发怒的河豚。阿婆蹒跚晃着身子，一屁股坐在街边的长椅上，长椅经过岁月的腐蚀不堪重负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阿公停住轻快的脚步回头望向气鼓鼓的阿婆，又踏着轻快的脚步折了回来，靠在阿婆身边坐下，收音机还在唱着，阿公眯着眼脑袋一晃一晃的，就像阿婆晃晃的身子。

长椅旁的老路灯微弱昏黄的光如电影里的软光一般柔软地撒在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两个身子上，阿婆的脸也在一瞬间变得温暖柔和，像是16世纪欧洲精致的油画。

天色微微发暗，阿婆从长椅上抬起臃肿的身体，嘴里还在叨念着。阿公斜眼瞅了瞅阿婆，也揣着他的收音机离开了长椅。长椅在身后目送，老路灯的光将两人的身影拉的很长，很长。

可是，在一个飘着小雨的微凉秋日，阿婆走了。

那一天，我趴在窗前看着楼下的人和车，眼前突然有些模糊了。我与老人并不熟悉，可我却因阿婆的离去而难过，或许是因为习惯了两个老人时常的拌嘴。

我没有想到，阿公的脚步自那天起变得慢了下来，也不在带着他的宝贝收音机。他开始一个人下楼梯，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坐在长椅，一个人回家……身后那个爱叨念老太婆不见了，时间好像就这样慢了下来。

偶然的一天，我经过公园。没想到在那个角落竟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只是他的腰板儿不在笔直，眼睛不在神采奕奕。

那张长椅边的杂草郁郁葱葱冒了出来，木头的纹路已经看不清晰，椅背上也被顽童刻下了各样的图案。而那老路灯更加憔悴，灯柱上的漆皮剥落了大片，露出一块块的锈斑，灯光更加昏暗，只有飞蛾还肯光顾。这个角落很快被人们遗忘，只有阿公还记得。

阿公的身边早已不见了阿婆，他的身边放了一张照片，阿婆对着相机笑得明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笑容顺着皱纹的纹路爬上了眼角眉梢。

阿公粗糙的手掌抚摸照片上阿婆的脸颊，动作轻柔至极，像是为心爱的女子描眉。好像在弥补他曾经来不及的关爱。

夕阳下，我回头望着那个落寞的背影，也望着从家到长椅的距离，我知道，那是一辈子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