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科学方法都有赖于哲学的前提，这些前提不仅决定观察者所感知到的景象，而且还决定所观察到的东西是否与真实的问题有关。打开一个人的“障眼物”的唯一方法是分析他的哲学假设。
对本质的寻求，给科学带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普遍规律。但他只能通过抽象化才能做到这一点。即一个命题可能是正确的，但无需是真实的。
黑格尔庞大的理性主义体系将抽象的真理等同于现实。1841年冬天，谢林打算推翻黑格尔的观点而做了一系列著名的演讲。存在主义运动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当一种文化陷于过渡时期的深刻骚动之中，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会遭受精神上情绪上的巨变。而一旦发现公认的习俗惯例与思维方式再也不能带来安全感时，他们往往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和顺从之中，放弃他们的意识或者被迫为增强自我意识而努力。
危机使人们脱离对外部教条的无意识依赖。危机迫使人揭露关于自身的赤裸裸的事实，尽管这让人不愉快，但它至少是可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态度，他将人的存在视为一直都是处于生成之中的，即一直都潜在地处于危机之中。
主客体之间的分裂，一直是西方思维的肿瘤。在克尔凯郭尔的分析中遭遇了致命一击。克尔凯郭尔深信，不仅“纯粹客观性”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也是不合需要的。用海森堡的话说，“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的科学的理想是一种幻想。”
真理是存在于关系的特性之中的，要求毫无偏见的看待真理也是不道德的。客观事实，对于个体而言的意义，取决于它是如何与这一事实相联系的。传统的教条认为，我们越少地卷入某一特定的情境，我们就越能清楚的观察到真理，这在心理学中通常是具有破坏性的。我们会忽视这种学说的悖论:即那个对真理完全没有一点兴趣的人将最为成功的发现真理！
克尔凯郭尔对承诺的强调具有激进的含义。即我们甚至不能看到一个特定的真理，除非我们已经对此有某种承诺。只有当个体在行动中创造真理时，它才能变成现实（这包括在个体自己意识中进行创造）
尼采坚持认为人应该在自己的体验中对所有这里真理进行试验，每一条真理都应该面对这个问题:“人们能够实现它吗？”他们两个都在根本上致力于获得人的崇高性。而且他们两个都寻求某个基础以使得这种尊严与人性可以在其上重新建立。这就是尼采所说的“具有权利的人”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真正的个体”的含义。
尼采坚持认为，人们努力追求的不是快乐而是权力，实际上幸福并不是指没有痛苦，而是最具有活力的权力感。尼采关键的强调，在于他认为人类生命的价值绝不会自动出现，确认个体自己的存在就会创造生命的价值。个性、价值与尊严并不是给予的，而是上交的。即是作为一项我们自己必须解决的任务交代和分配给我们的。
到了19世纪末，理性这个词的入迷的特征消失了，理性变成了技术理性，理性成了工业进步的一个附属品，并从属于工业的进步，理性变得与情感意志相分离，理性实际上变得与存在相对立——这种理性最终成为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非常强烈的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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