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鲁宣公十二年（前597）至宣公十六年（前593）
前597年的“邲之役”中晋师的完败以及前595-前594年“围宋之役”中晋国的失约不救标志着楚国在与晋国的争霸战中达到了威望的顶峰。不过楚庄王本人从来没能主导过任何一场由中原诸侯共同参与的那种类似于“召陵之师”、“践土之盟”的大型会盟，更不可能犹如齐桓、晋文般得到周天子的策命而成为侯伯，因此任何版本将楚庄王作为“五伯”之一的提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如此，楚庄王的一系列军事成就在诸侯中投下了巨大心理阴影，使得晋国长期不敢于在正面战场上与楚师做任何正面对抗。晋国内部一条不成文的基本原则就是：欲要复霸必须先行征服并巩固“肘腋大患”赤狄，以图重建军事信心，并积累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在此背景下楚国几乎获得了在整个中原地区军事行动的完全自由，而作为楚国在东方牵制晋国的盟友齐国则获得了更大的战略空间。
从表面上看来，公孙归父于去年（前598）坚持“会齐人伐莒”似乎押对了宝，但实际上此时的鲁国外交反而陷入巨大的尴尬之中。因为齐国本质上并不满足于鲁国表面上的臣服，其终极目的其实在于兼并周边包括纪、莱、莒、鲁、郯、杞等一系列邻国，成为与晋、楚实力相当的东方霸主。所以齐国真正的天然盟友其实是遥远但能够与之夹击晋国的秦、楚等强国。当晋国能对齐国构成足够威胁的时候，自然还需要暂时团结鲁国以打击莱、莒等邦；当晋国遭到大败之后，齐国反而需要尽早将对一系列弱小邻邦的兼并计划提到日程上来。
而鲁国上下君臣当然明白这种变化的后果，因此当宣公十三年（前596）春天齐师再次伐莒的时候，鲁国就没有再次出兵予以协助了。当然此次齐国伐莒的直接原因在于：
……十三年春，齐师伐莒，莒恃晋而不事齐故也……（左传.宣公十三年)
也即莒国当时面临与鲁国非常类似的处境，必须尽快寻求晋国的支持，否则将受到齐、楚的夹击。
为了避免这种战略上的窘境，主持鲁国外交的公孙归父不得不首先于宣公十四年（前595）冬“会齐侯于榖”，又于次年（前594）春天在孟献子的建议下利用楚庄王围宋之机到宋进行拜会，接着又在秋天派出大行人仲孙蔑（孟献子）在无娄拜会了齐国执政之上卿高固（宣子），总体上来摆出了一个积极求得谅解的姿态。
不过这一阶段也是齐、鲁关系急转直下的时期，此两次会见期间齐国君臣对鲁国很有可能口头上提出了领土要求，譬如再次割让“济西之田”，甚至割让“汶阳之田”等要求，虽然《经》、《传》没有记载这些会谈的详情，但鲁国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尽管一再地会见，却不见记载有任何盟约达成。
为此鲁国内部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包括在宣公十五年（前594）的“初税亩”，意在为抗击齐国入侵尽量聚拢财赋，尽管此政策受到诟病极多，但是却反映了鲁国在当时外部环境下的有所不得不为。
不过转机终于出现，晋国在主动团结了“众狄”之后，终于前594-前593年分别在当年“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的御戎与车右：荀林父和士会统帅下，通过一连串的攻势，一举灭亡了百余年来盘踞在上党盆地至太行东麓强大的赤狄部落，此导致晋国的疆域直接扩展至古黄河西岸，取得了原先被赤狄占据的卫、邢、南燕等国故地（即广阔的“东阳之地”），包括拥有了这一区域内种族结构复杂的庞大人口，并与卫国隔河相望。此后晋师几乎可以长驱直入进入河、济流域下游的齐国腹地，于是晋、齐之间的公开对决似乎已经箭在弦上。
以上几年（前597-前593）的历史中鲁国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和柔软的身段暂时勉强周旋于强国之间，且并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军事动员，目的在于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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