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

在魏晋南北朝的近四百年间,中国虽然长期处于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无论北方政权还是南方政权,都与周围的国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东北亚方面,朝鲜半岛的三个国家和日本与中国的南北政权都保持着经常性的往来。曹魏以后,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了三个国家。北边是高句丽,西边是百济,东边是新罗。

朝鲜半岛与中国疆境相接,又可自海泛舟,这种地理上的便利之处,对双方的交往十分有利。

东晋、南朝时高句丽使臣抵达建康的就近三十余次,百济的使臣也有十一次之多。这些使臣多携带地方产品作为礼物。高句丽王一次就曾赠战马八百匹。南朝的君主同时也回赠许多礼物。

十六国时,高句丽与后赵、前燕、前秦等国都有往来,北朝时使臣出使更为频繁,竟达九十余次,有时一年之中就有两三个使团抵达北齐或北周的都城。百济的使臣也曾多次到达北魏、北齐、北周的都城。新罗在三国之中国力最小,南北朝时也多次通使梁、陈与北齐。中国官方使臣和人民也不断进入朝鲜半岛。

南朝时,应百济国王之请,梁武帝派学者陆翊及工匠、画师等到达百济。

北魏末年,中原人民流亡到高句丽。应北齐使臣之请,高句丽王一次就遣返了五千户。这种紧密的联系,使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朝鲜不断扩大。高句丽在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思想,这一时期又有更多的汉文典籍传入其境内。高句丽王还曾在都城平壤设立太学,并教授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等。百济的士人喜爱中国的文史,很多人还能用汉文写作。中国的医药、历法等也相继传入朝鲜。与此同时,朝鲜的音乐、乐器也传入中国。

北周曾将高句丽、百济乐列入乐部,称为“国伎”。候景之乱时,百济使者来建康求书,见建康断壁残垣,竞抑制不住难过, “号恸涕泣”。说明由于友好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双方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

魏晋时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不断有使臣来到洛阳。双方君主间礼物赠送不断。西晋以后,大和在奈良兴起。南朝时,大和的使臣多次来到建康。同时,南朝皇帝也派使臣赴大和。与此同时,中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文化不断传入日本。《论语》和儒家的五经陆续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很大。南朝时一些织工、裁缝师、陶工等移居日本后,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受此影响,日本的蚕桑养植以及丝织业便迅速发展起来。南朝末年,针灸技术已传入日本,并受到日本医学界的重视。

自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国同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不断发生,中国的各个政权仍同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保持着往来。

东吴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秦论到达吴国都域建康,详细的向孙权介绍了大秦的情况。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大秦使臣到洛阳,并馈赠礼物。北魏迁都洛阳后,繁华的洛阳城吸引了万余商贩胡客,其中就有很多是大秦的商人。

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就曾在北齐的墓葬中出土过东罗马帝国的金币。曹魏时期,波斯的萨珊王朝兴起。萨珊王朝的使臣就不断来到中国。北朝时,波斯使节曾先后十一次访问平城、洛阳、长安等地。北魏的使臣也曾出访波斯等地。

波斯的使臣也曾在梁时到过建康。从汉代起中国的丝绸一直是经波斯转运到西方。中国的丝绸在波斯十分受欢迎。丝织品的需要不断增长,导致了养蚕丝织技术经由中亚传到了波斯。五世纪时,波斯已经有了丝织业。波斯的战马装置在三世纪时已传入中国内地。南北朝时,这种装具已在大江南北普遍使用。波斯的金银器皿在北魏、北齐的墓葬中都有所发现,这种制造技术和风格对唐代金银器皿制造的发达起了重大的影响。波斯的有翼兽的石雕艺术也经印度传入了中国。

今南京附近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就明显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在北朝时期的遗址墓葬中,发掘出许多波斯银币。这都说明当时中国与波斯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极为频繁的。

位于中亚的大宛、大月氏等国,这一时期仍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大宛在曹魏、西晋、后赵、前秦、北魏时皆有使节来访,并赠送汗血宝马。西晋亦有使臣前往大宛。大月氏曾有使臣访问魏都城洛阳,并馈赠礼物。

这一时期,中国与南亚及东南亚的交往也有所发展。东汉时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印之间的交流与往来也日益增多。

印度佛教首先传入中亚及新疆地区,再从那里传入内地。一些天竺和西域僧人就起了向内地传播佛教的作用。

鸠摩罗什,父为天竺人,母为龟兹人。他七岁出家,九岁随母游学罽宾(今克什米尔)、月氏(今巴基斯坦)等国,并精研佛经。他后居凉州18年,通晓汉语。后秦时他来到长安,在佛经翻译和传播佛教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佛教的发展也引起了中士僧人西行求法的要求。弘始元年(399年),沙门法显从后秦都城长安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历,求得佛经多部,并曾到释迦牟尼诞生地迦毗罗卫城(今尼泊尔南境)。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抵达了尼泊尔。

法显后从海路回国,途中又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此又居住二年。法显于晋义熙八年(412年)返回中国,居住在建康。他不但将从印度带回佛经译出百余万言,而且还将他亲自经历三十余国的见闻写成《佛国记》一书,对研究古代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作用。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佛教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也传入了中国,中国的石窟寺开凿正是在此时期大盛。而印与东南亚诸国与中国也多有使节往来。

南北朝时,中印度的汲多王朝,曾多次遣使到建康、洛阳访问,赠送火浣布、骏马、佛牙、琉璃壶等珍贵的礼物。东晋时,狮子国曾派使节赠送玉佛像,南朝时其使节仍不断到建康。中国的白绢扇等产品也被商人贩运到了狮子国。

此外,占婆国(今越南)、扶南国(今柬埔寨境内), 自东吴历两晋南朝,一直有着频繁的友好的往来。他们使节多次到建康,馈赠金银器、象牙、犀牛、香、布等礼物,东晋南朝的君主也回赠了许多珍贵的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