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伟大的科学家都有音乐方面的天赋。爱因斯坦6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稍大一些后他又学习了弹钢琴。爱因斯坦与小提琴总是形影不离，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拉小提琴，演奏音乐直成了他的“第二职业”。不管旅行到哪里，甚至连参加科学会议，他都不忘随身携带琴盒。从这里可以看出爱因斯坦对音乐的热爱。“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的音乐水平达到了可以与知名音乐家合奏的程度，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也写过小提琴独奏曲。这些科学家都从音乐中汲取了养分，都是充分使用右脑的人。
人脑的大部分记忆都是将情景以模糊的图像存入右脑，就如同录像带的工作原理一样。记忆完成后的思考就是左脑一边观察右脑所描绘的图像，一边将其符号化、语言化的过程。
从大脑功能的角度看，创新就是将大脑中那些被认为毫无关系的信息和知识联结起来。这种并不关联的信息和知识之间距离越大，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设想就越新奇。如果右脑功能足够强大，其直观的、综合的、形象的思维机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并且与左脑很好地配合，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创意产生出来，从而成为创新的基础。
由于主要负责直观的、综合的、几何的、绘画的思考认识和行为，右脑承担的形象思维功能在人的思维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形象思维并非用语言表述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脱离语言躯壳的自动的关联。左脑的逻辑思维和推理是依据现有知识和理论框架的推理，并不直接产生新知识。
但是很不幸，我们的教育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左脑教育，很少发挥右脑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扼杀右脑型人才，这样就造成我们培养的人才都是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的结果。由于现行教育体制等原因，我们的教育仍然强调“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和应试教育，过分强调掌握语言、逻辑分析、数字处理的作用（这些都是左脑的功能），而负责形象思维的右脑则被闲置起来。学历越高，受到的左脑锻炼越多，而右脑能力越差，所以我们最终培养的是那些听话、照章办事但缺乏应变和创新能力的人，这些人才长于逻辑思维却贫于形象思维，过于理智却缺乏想象，知识丰富却难以进行知识创新。
当前，我们每个中国人看上去都很忙。但忙的大多是左脑，而右脑却相对很清闲。著名管理学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知识社会里，就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头脑国家”，一类是“躯干国家”。“头脑国家”是产生知识、输出知识的。“躯干国家”是接受知识、运用知识的。在现阶段，中国还是一个“躯干国家”，所以我们的数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所以我们以牺牲环境和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一双鞋子才赚一美元。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产量很少，是很难谈到输出知识的。如果不能迅速全面转变为知识创新的国家，我们的国家竞争力将无法在实质上提升。有“头脑”的国家需要有“头脑”的人才。成思危指出，无论是科技的竞争还是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创新能力的竞争，而目前看我国的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是有一定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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