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1953年出生的，家里排行老五，前头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后头有一个妹妹，一家人就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小楼前面围着个小院子，大概十来步长、宽，院子里有颗枣树，一家八口人，就在这个上下四五十平方的空间里腾挪。
她的童年就是在田间地头转悠，割猪草，喂猪、喂鸡，帮着外婆做些家务，家里就靠几分田地过活，八口人，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滴油腥。小时候想读书，外公不让，偷偷地编了几双草鞋，买了几个钱换了课本，跟着老师学，只可惜前后只读了几天书，就中断了，不然的话，天资聪颖如她，别说是大学了，太学都上了!!(后来又改成了博士）
母亲年轻时手脚麻利，到了能挣工分的年纪，干活在胜利大队是出了名的，这中间外公过世了，她在腊月冬日脚踩在冰凉的海滩，参加了大半年的围海造田。青春的唯一一抹亮色，是参加革命文宣队，到四里八乡载歌载舞了一番。然后父亲就上门提亲了，据说那时还有一个小伙，只是家境不如父亲家，尽管是革命文艺女青年，但还是屈从了。
父亲是个老实人，老实的有点木讷，订亲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这块田的收成不错！嫁过来的这一户也是平常人家，父亲是老大，除了下田外，没有别的手艺，两口子住在一个”L“型的小房子里，卧室正对着大门，中间隔着一个前堂，前堂靠墙摆着一张八仙桌，墙后就是一个小厨房。过来的一年后我姐出生了，父亲有点不高兴，隔了四年，赶上计划生育，东躲西藏外加108块大洋，生下了我，一家四口躺在一张床上。
再后来，她进了村里的纺织厂，高噪音、长时间、三班倒，又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摆了几桌请村里包工头吃饭，那时候农村想赚钱无非这几条出路：进厂、学门手艺，手艺大多是泥水匠、木工，几顿饭后，他就带着一把新买的泥瓦刀去了上海。父亲做了泥水匠的几年里，家里多了进项，没几年向村里批了块地基，一家人住进了二层小楼。只是家里始终是留母亲一人，父亲只是农忙和过年的时候回来。
母亲有点专制，家里、田里、厂里母亲十几年围着转悠，很少有歇下来的时候，脾气就更不好了。这个事儿她说横着做好，你非要竖着做，她不把你摆成横，不罢休。记忆里有一年的夏天，比较热，我在阳光铺着席子就躺了下来，她”掐指一算“ ，位置不好，不凉快，就开始作法，文武并用，最后以她胜利为终结。专制政策自上而下无一幸免，这对我和姐的性格多少还是有些影响。
母亲很节俭，发了工资，父亲汇来了钱，都作了定存，只留一点余钱在家，但家里总有个什么要紧的事儿，学校要交费，家里有买了啥的，这时就到我出场时，让我亲戚家借钱，好在是我从小就比较黑，不然就能看到小小的脸上涨得通红。到了蔬菜繁盛的时节，出茄子，三餐都是茄子，中午烧了三碗茄子，可劲吃吧，利用率最高的是豇豆，从小吃到老，到干瘪了，就吃籽。她对自己也省，难免了的头疼脑热，都不去医院，遣我请来了外婆刮痧，仿佛刮痧包治百病，头疼、乏力、肚子痛……区别是那蛇状的纹路不同的走向，只是临老了，开始惜命，还是肯去医院。
母亲很有”信仰“，基本上儒释道全上，不消说去那些传统庙宇与菩萨节庆，还有算命这种传统手艺了，间或还有些新出的通灵人士，我的家乡是片神奇的土地，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些某某神人托梦、托生、托话的通灵人士，然后这些”信仰“粉丝团就赶去朝拜，还会去那些刚“出道"的乡村小庙捧场，再怎么节俭的她，这时候的敬献是不去计较的。她在四五十岁就做好了她的老年职业规划，学个十来本”经“，和一群老太去一些个”先人祭祀“之类场合念经，从早到晚，一场下来能个三五十元的收入，再加些毛巾、饼干、水果，算是”老有所为“。
母亲在我小时候给我算过命，说我是”太阳星“、”文曲星“之类云云的，总之是前途光明的，到目前还是”星光黯淡“，有时会想不知道我从她肚子刚出来时，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我第一次睁开眼，看到她，又是什么想法？估计什么都没有，人要到一岁多才会叫妈，母亲说我学会说话更晚，大约是为了把妈妈记得牢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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