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放到我们面前，无论我们是用眼睛的方式还是心灵的方式，我们首先看到的，将是什么？
我想是意象。意象在诗中置于前景。因此，隐喻和象征都与意象直接联系，以意象为它们的外观，即意象可能就是隐喻或象征。
隐喻是语言的普遍原则之一。但诗歌隐喻是审美的隐喻，而不是“桌腿”、“山脚”之类语言的隐喻。审美的隐喻，是使用者为了产生一种感情上的效果，为了事物获得凸现的意义而故意生造出来的。
生造的依据是对两种或多种事物抱有的共同态度，而不是事物之间客观属性的相似，尽管隐喻并不排斥这种客观属性的相似。
“森林/岩石纤纤伸出的手/弹唱生命的悠远/斑竹根的泪/松针的泪/夜来香和小草的泪/山药根的泪/使语言在舌尖陶醉”
描绘古泉的这些诗句中岩石的手（森林/手）、松针等等不厌其烦的泪（泉水），显然停留在事物属性的相似上（例如泪与泉水均是液体、透明的），这使得它们只是语言的隐喻，所起的作用是装饰性修辞。
只有修辞作用的语言的隐喻是一种词的关联，他止步于词上，意义也随之止步于词语。这种隐喻在本质上与明喻相同，他和明喻一起大量出现在新时期以前的所谓传统新诗中。
由此似乎可以说，两个时期诗歌特性的区别就在于明喻和隐喻的不同——现代诗的隐喻是一种上下文之间的关联，它总是介于其间：既在构成隐喻的此端和彼端之间，也在上下文的语境之间：
翻遍满山的石头
不见一只蝎子：这是少年时代
哪一年哪一天的事？
如今我回到这座山上
早年的松树已经粗大，就在
岩石的裂缝和红褐色中
一只蝎子翘起尾巴
向我走来
与蝎子对视
倾刻间我成为他足下的石沙
王家新这首《蝎子》中，篇首以“不见”的形式出现的蝎子，是因延伸到篇末的“倾刻间我成为他足下的石沙”而照亮显示为隐喻的。
而显示为隐喻的篇首这寻而不得的“蝎子”，又扩张了下文中的一系列隐喻意象。离开了这些上下文的特定语境，隐喻便退出了意象。
因此，我们习惯直接说某意象是隐喻，只不过是以有形（意象）来指称无形（隐喻）罢了。
从句子来看，隐喻建立于句子“首要主语”的一系列独特修辞语，独特的修辞语给予“首要主语”以独特属性——这属性即使是事物原有的客观属性，现在也变为主观的——这些属性在特定语境（上下文）的作用下变为一种含义，隐喻的含义。
“首要主语”也就是句中的主要意象？“翻遍满山的石头/不见一只蝎子：这是少年时代，哪一年哪一天的事?”这个句子中的首要主语是蝎子，单靠“蝎子”显然不能构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隐喻，作为“蝎子”上下文的修饰语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蝎子”，当然更加超过了隐含的“我”。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诗将语法中的定状谓宾补变成了主语——这也是意象、隐喻以及象征共有的诗歌语法特点。
《蝎子》中“倾刻间我成为他足下的石沙”这一句尤其引起我注意，因为他直截了当地有助于说明，现代诗隐喻的意义来自于一种顿悟；现代诗的隐喻不只是一种替代或事物的改写，不只是一种谜语式的修辞手段，而是一种直接认同。
直接认同是对世界及其事物的一种态度，而非提供对世界及其事物的直接答案的方法。我为什么成了寻找蝎子，蝎子隐喻什么？等等，等等，诗中没有解答，解答始终延搁、空缺，诗所提供的只是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
按照杜夫海纳的说法，“意义产生在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因此《蝎子》必有意义（即解答）可以追寻，但读者虽可依据诗的隐喻的能指（即符号的语音或其书写形式）的踪迹追寻下去，这追寻却没有尽头——总会有人能够对同一首诗提出新的阐解。
这种固定化解答的失落，以及解答在诗中的始终延搁、空缺，正是诗的隐喻的现代特征。解答（意义）借助隐喻而被传递到空白中，空白，因此而成为诗的中心。意义的空白对于诗的必要性，已是常识而无需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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