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德曰生
《道德经》本是写给天子的，至少也应该是诸侯王。因为道家学说是针对周文疲敝的社会现状而给国君开出的一剂药方。与之对应的是儒家的恢复周礼积极而为。道家的思想与儒家相对，认为之所以周文疲敝国运不昌，皆因为如周幽王等治国者的胡为乱为，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君应有的德行和才智，于是强调无为。这里面也许有道家的无奈，王无能怎么办？那就别为了吧，反正百姓自己肯定会追求自己的好日子。（纯属瞎猜，不要当真）
这个无为不是无所为的无为，而是要保持虚静，创造条件，让百姓不被干涉的、自然而然的发展。国家之目的主要在国泰民安，君不干涉百姓则民安，民要生存且追求幸福，在没有国家过重过多的赋税徭役等的压迫下，自然会渐渐的富足起来，民不但安且富，这岂不是最崇高的治理境界？
以上是道家本义。不过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春秋战国时期，国君们不是反思自己的乱政，而是变本加厉的攻伐，原来没有战争或者战事极少，靠结盟而保天下太平。后来强秦等不以盟主为荣了，而是想成为全中国的真正皇帝，霸道横行。在这样的局势中，哪个国君能采取道家的无为呢？儒家的学说都无法采纳，遑论道家之退而求其次的无为？当时的思潮是兼并、扩张、当老大。
虽然在各国朝堂上不能施行道家思想，但道家思想在另外两个领域流行。一是法家；二是儒释两家。
先说道家对法家学说中的影响。道家之道不是容易说清的一个概念，它既是一个实体又是一个空概念。此话怎讲？这样说是矛盾的啊？这样讲是矛盾，但也只能这样说，容我细说。
道家讲“道生”“德蓄”，讲道生万物。这貌似道像西方的上帝，即使不是人格神，也是一个如柏拉图所言的“理念”，即万物之根源。但道家的本义不是这样，万物之为万物，只是万物自生，而非有某一源头。这有点多“神”论的味道。“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不要把最后的“自然”当成大自然，不然就跟前面的“天”“地”混为一谈了，其义是“自然而然”，具体说就是万物本就是自己成就自己，无需外物。道生万物，其“生”是不生之生，意指万物自生。这就是说道是一个“空概念”，其所言之道，万物自足，又何言哉？
概念空归概念空，但要想表达不要干预万物（包括百姓），那就得讲究道，此道就是秉持“万物自可生息，不要侵扰”，这又是一个思想实体。道虽然也说成“无”，但这个无不是一无所有的无，而是不要僵化对事物的认识，而要与其自身的变化保持一致，不要人为的干预万物自生的状态。
道家认为，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充满创造，就是因为道，道之为道，在于有和无的相互转化，在这种转化中，生发无限事物，表现无限可能。道之为道，不能一无所有，必然有所生发，源源不断的生发，此即万物的诞生，这是从无到有；诞生之物又不是凝固不变，而是生生不息的变化发展，此即从有到无。这“无”是一种状态，即变化。有无之间的转化，即为玄。按照上述解释，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不是神话，而是在讲世界万物生发变化之特质，哪有“玄”的味道？但若不理解这一层，把道家的玄虚幻化，就把道家看成了无法把捉的玄学。这是对道家最深的误解。
对道家的误解还体现在某些词句上，比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似乎就是在说，人不能太露锋芒，要柔和光芒，平抑锐气，所谓和光同尘，内心“光”“锐”，但外表却要装出温和（这是一种错解，因为光和锐的主体是道，而非人，其意是把道的光芒与锐气柔和平抑一下，这样才能跟大众融为一体，也才保证万物的自我发展）。这就被理解为“韬光养晦”，就被法家借去而构造出“术”。最初是教给大皇帝的，对待大臣“未可全抛一片心”，而要有所隐藏，让大臣们不知道你深远丰富的内心，从而生产畏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驾驭大臣。
这是道家思想被法家最严重的扭曲。又由于法家的在朝堂的兴盛，中国整个封建时代，表面上儒家似乎是正统，但统治者内心奉行的基本上是法家思想，而且不是商鞅的无“术”的法家思想。“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百姓之为百姓，谁外在强大，就跟谁学。所以，道家的思想在民间更是被按照法家的理解而谬种流传。
儒家在讲担当讲讲积极而为的同时，也讲“权变”，但这种权变本来是灵活的解决问题（如孟子的救嫂可以超越男女授受不亲）或者自己的思想不被接纳的保全性命（如孔子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但被讹传成可以丧失原则。加上法家式道家思想的流传，在百姓那里，甚至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那里，认为儒家是“讲经又讲权”，完全扭曲了本义，但这种观点反而流播广泛。
回到道家，道家是建议国家管理者，不要过分的干预，而是要让百姓自然而然的发展，同时，关注时势的变化，自然而然的顺应而动。由于被深深的错解，而且这要求国君有很高的修养，甚至不啻于儒家对人的要求，所以几乎没有国君如是为政治国。但历史之为历史，往往是可能性的俱足，即使某一正确的动向没有很好的发展，但也都会在历史中崭露头角。汉朝的文帝就是一位真正使用道家思想治国的皇帝！
说到文帝，大家似乎都能想到文景之治，然后就没有了，潜台词是修养生息谁不会啊，文帝景帝也没什么能耐。这是明显的浅薄。
汉朝是刘邦打下的基业，他是天才人物，靠自己的天分做事，无往而不胜。但在治国方面，缺少智慧，好在有萧何这位丞相，能迅速的借用秦朝的管理模式稳定朝纲，而且还剥去了秦朝的暴戾之气。国家初建，要想发展壮大，仅仅靠前朝的基本制度还不够，还要有自己的文化，哪怕是继承来的，也得自成体系。比如周公制礼，自己心里门清，但后继者一代不如一代，不能深刻理解周礼背后的思想，每况愈下，周文疲敝，国家分崩离析。何况汉之前朝的秦，完全没有文化，法家思想怎么能成为文化，仅仅是治理策略而已，还得割除其阴险的“术”，政府是为黎民苍生谋福利的，岂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玩弄权术？
时势出英雄，贾谊应运而生，文帝与之交好，非常信任，悄悄的推行其仁政思想，确立了汉朝的文化立国的基调。原来只是在制度上模行秦朝制度，贾谊通过《治安策》提升了国家治国文化水平，为后来的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文帝把贾谊设为太子师，是从长计议。因为当时的国家还需要静静的过渡与发展，不宜轰轰烈烈搞运动。贾谊观点新锐而且正确，但比较心浮气躁，毕竟年轻气盛。文帝就没让他做丞相，但心里是把他当丞相的。前面说到了他的两项功业，一是提供移风易俗的设想，弃法家而为仁政，二是教养太子，为国家培养领导人，再就是提升了文官的地位，不公开处罚羞辱官员，提升了朝廷为政的文明素养。这都是文帝在贾谊的建议下悄悄完成的。其不立贾谊为丞相，也是为了避免大张旗鼓，这是道家的玄默特质。
文帝当时还面临着同姓王对帝位的威胁。各封国几乎完全独立，有自己的官吏系统，官员是自己任命的，经济也是独立的，军事也是独立的，足以抗衡中央。虽然施行着郡县制，但当时朝廷管理的郡县很有限。文帝没有像后世的曹丕那样，百般倾轧自己的弟弟曹植等，也没有如唐太宗般，对自己的哥哥（太子）都可以杀无赦。而是采取贾谊的策略，以亲制疏，就是也加封自己的儿子做王，这样在整个诸侯王的队伍里就有了自己的势力。同时还分裂诸侯王土地，即诸侯王把自己的侯国分为若干部分，比如分齐国为七﹐分淮南为三﹐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侯国的实力。景帝沿用这些政策，汉武帝则发出“推恩令”，让所有侯国的嫡长子继承制改为将国家分封给自己所有的儿子，以此类推下去。这样就基本上拆分了侯国的土地，不再有能威胁朝廷的大的侯国。这些都是文帝开辟的路子，文帝温和从容，不大动干戈，和光同尘，大家相安无事。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其实文帝已经打好基础，各侯国势力受到削减，景帝轻松的就平定了。
文帝面临的第三个威胁是西北匈奴。“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上，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边境陈兵，日夜操练，匈奴敢犯我边境乎？
文帝善于审时度势，不强为，不主动为，相机而动，化力量于无形。躬修玄默，暗渡陈仓。这是最高的道家治理境界，是道家思想下的杰出且几乎是唯一的代表。
由是想到当代民主社会的小政府，文帝虽然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建立民主政治），其方向依然是指向集权，但其运作方式却颇有几分当代西方民主的小政府的色彩，不张扬，不专横，对内和风细雨，对外靠威慑换和平，绝不大刀阔斧大动干戈，确保国泰民安。
道家治国，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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