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理性精神

司马迁的《史记》，则以其少有的恢弘气度写出了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到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并对这漫长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中华民族政治的衰兴、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等等做了深刻的思考。

正是这种漫长久远的历史文化继承，使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一般意义上的断代文学。它里面所体现的每一个观念，所表述的每一个意象，以至传达信息的每一种方法，莫不有着文化原型的意味。所以，认识先秦文学也不同于认识后世的断代文学，它不但告诉了我们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得以形成的过程。

所谓“先秦”，一般均指春秋战国而言，它以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为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结构。就思想、文艺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也是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不管是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一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

孔子所以取得这种历史地位是与他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分不开的。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

先秦文学形成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创造期，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必须纳入到文化的综合动态的系统中来，将它置于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审视。例如，对史传文学、诸子哲理艺术散文的研究，即涉及到“史官文化”、“先秦理性精神”，以及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等一系列文化问题；对《诗经》、楚辞的研究，亦涉及到南北文化、儒道源流及宗教、民俗等文化问题。

而卓绝一世、彪炳百代的《庄》、《骚》的产生，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需要从纵深的历史、文化继承和时代精神等各个因素相关的方面，揭示其包罗万有、气象雄浑的理性面貌登上时代高峰的原由。可以说，先秦文学中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涉及到广泛的文化精神问题。因而对先秦文学的研究，离开了理性视角就无从切入和深入。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如墨家所崇拜的人物是治水的大禹，儒家把尧舜当作圣君的典范，他们的思想理论也是在对往古社会的历史思考中得出的。以《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传文学，虽然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不出西周到战国这一时期，但其中所体现的文化视野却早已超出了这一时期的范围而直溯上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