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日看过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是个命运不济之人，他是一脉单传。爷爷在世时是个富翁。爷爷只生了一个儿子，他爹也只生了他一个。在他一岁多时，爹死了。
一日，祖母对母亲说，你还年轻，可以改嫁，但是，孙子要留给我。母亲说，我不会走的，我只想带大孩子。那一年，是1945年。
他母亲的亲姐姐，也就是他的姨妈，在他爹死后两个月，来看她的妹妹。原本来是想安慰安慰妹妹。但看到妹妹家的粮囤、房屋和牛棚就彻底放心了。他那时15个月大。姨妈非常喜欢。旁边人说，不如就把你家小芬嫁给他，来个亲上加亲。姨妈说，好啊，只是我家穷，怕妹妹看不上。
姨妈回去后，把这话放在了心上。没多久，就托人来听他母亲的意见。他母亲想着自己娘家人多地少，成了这门亲事之后，娘家人可以更好的过来帮忙，自己也多些依靠，就同意了。
1953年，他上小学了，他学习成绩很好，而且会画画，会吹笛子，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两项技能已经不算什么技能了，但在刚刚解放那会，那可了不得。如果没有意外情况的话，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等待他的是非常光明的未来和幸福的人生。但冷酷的历史告诉我们，顺利是人生的偶然，意外才是人生的常态。转眼到了1958年，他小学毕业了，很多成绩不如他的同学上了初中，而他却没被录取。不是发挥失常了，而是因为他死去的爷爷是个大地主。
母亲带他去找旧时的关系，他终于在邻乡一个中学入学了。
一晃三年过去了，中考没考上高中，复读一年，还是没考上。眼看着学上不下去了，他感到了绝望。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病倒了，病到几乎死去的境地。后来机缘巧合地碰到了一个老中医（从时间上来看，应该不是蓝翔技校的），医好了他。
这时，他的姨夫，也就是幼年时定了婚的表姐的父亲，他的准岳父，当上了一所中学的副校长。他厚着脸皮去找了姨夫。姨夫找了一个关系，交了100块钱（我次奥，1959年的10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他终于上了高中。高二时，他感到自己成绩在下滑，就主动找到校长要求留一级把基础打牢。校长同意了，他第二个高二成绩很好。到高三时，已经是全班第一。眼看就要高考，眼看就要飞黄腾达，眼看就要扬眉吐气，眼看就要飞龙在天风云际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任你学富五车，任你才华横溢，任你意气风发，任你壮志凌云……统统不行了，全部停课闹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那当副校长的姨夫和高中的校长几乎不曾被红卫兵整死时想起了他。姨夫在他家里躲了两个多月。高中校长在他宿舍里避难了20多天。
他地主爷爷留下的家底已被各种运动折腾殆尽，再也没有财力给他的理想铺路了，他只有安心当农民了。但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怎能安心于干瘪乏味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呢。在家劳动一年后，他已经24岁了。在母亲的催促下，他去姨夫家询问与小芬的婚事。
姨夫又官复原职了，小芬师范毕业，分到一所小学当老师。姨夫让他等一年再说。一年后，他去找姨夫，姨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
生活很苦逼，但再苦逼的生活也得继续下去，母亲给他找了一户穷困人家的女儿当媳妇。一年后他儿子出生了。
在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的双重折磨下，他变得骨瘦如柴形容枯槁，虽然他还不到30岁。他听说之前自己救过的高中校长当上了教育局长，他去找局长帮忙，他不想就这样了此一生，他还想再寻一条出路。张局长看到他枯瘦的样子，十分哀怜。写了一封推荐信，终于，他谋了一个代课老师的职务，教初一语文，时间一年，一年后视情况而定。幼时的家教和后来的博览群书，使得他的课风趣幽默、充满激情。但由于他的家庭关系，他是一个永远都没有机会转正的代课老师。每到有人转成正式教师时，他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他怕自己会当众流泪。
1977年，恢复高考。他欣喜若狂。命运终于有了转机。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看书学习。7月6日大考，他妻子给他包了粽子吃。“棕”与“中”是同音。然而，丢了十年的课程哪里那么容易补回来，更何况，这十年里他过的是他妈什么日子！他糊里糊涂地考完后，回家大睡一场。再也不提高考的事。
他又重新回到学校。一位同事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大家给同事送行。不擅饮酒的他也破例喝了几杯。随后，开始变得神思恍惚起来。
两个月后，学校里又有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他又喝了两杯。第二天上课时，他站在讲台上，身子一软，倒在地上。
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
他贫苦的妻子守着他，细心照顾着他。
年底，他姨夫来看他。对他说，你的公办教师名额批下来了，等你病好就给你办手续。他说，我已经不需要了，你给其他人吧。
1978年，他在妻子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不久，妻子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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