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毫无疑问，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作家。电影镜头的即视感，词语本身的张力凸显，隐含着的神秘叙述氛围，总能让读者被他的故事吸引，欲罢不能。
从《海上钢琴师》里独一无二的人物——“1900”，到《丝绸》里混杂着东方神秘感和淡淡忧郁、无奈的叙事，巴里科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探索着新的写作领域，又深深地打上了巴里科独有的烙印——神秘的、富有乐感的短句与内在叙事节奏总能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有时似乎被他带回“默片时代”，沉默中孕育着无尽的思想。
《以她之名》同样如此。少年的成长总是伴随着无知和伤痛，巴里科笔下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意大利小镇上。这个镇子不大，镇子里的人不多，是大家彼此认识，每个周末都会去教堂聆听神父教诲的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普通的小镇。圣托、鲍比、卢卡和“我”，四个生长在普通天主教之家的少年，身体的成熟让他们开始男女之事的最初且隐秘的探索。他们结交女朋友，在房间里相互爱抚却羞于想象父母之间的情事，父母之间似乎不应该存在男女之事，他们无法想象更无法接受父母也同样经历了他们现在的困惑和探索。他们每日上学，空的时候去医院为那些“瘦人”拔导尿管并倒掉不同颜色的尿液，他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他们带着某种他们觉得应该带有的“羞涩”表演。似乎他们的青春就是如此，这就是他们父母所希望的，是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努力构建出的本应该呈现的青春的模样。这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原本的“此岸生命”。
而所有的一切似乎被一个叫“安德雷”的女孩打破了。这是一个被众多女孩悄悄效仿又从心底里鄙视着的与众不同的女孩。她的世界没有被固有的天主教教育所束缚，她是自由的，是向着死亡的真正的生命个体。正是这样一个女孩扰乱了四个少年的成长步伐，更确切地说，是这个女孩激发了他们内在的被压抑的某种天性，而这种天性的释放却招致了一场又一场的“灾祸”。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女孩，架起了四个少年从此岸到彼岸的桥梁，他们超越了生活的边界，甚至生命的边界。之前的生活是循规蹈矩的，虽然会有偶尔的小闹剧出现，但仍是在合理规范之内，那是一个传统的、安全的国度，父母似乎无所不能，为他们理所当然地撑起一片自由且无忧的生长空间。遇到了安德雷——一个自杀过的女孩，一个真正懂得生命的女孩，过去的一切变得无意义，另外的一个不安全却神秘的世界渐渐向他们敞开。
“卢卡成为我们中第一个越界的。他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不是个不安分的小伙子。他碰巧待在一扇打开的窗前，大人们不谨慎地说话；然后，他简接地听说了安德雷的死。这在他——我们——的国度上刻下了裂痕。头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人跨越既定的边界，怀疑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边界，也没有避风的港湾。他带着羞涩的步伐，开始步入无人之境。在那里，”痛苦“和死亡都有明确的意义——由安德雷念出，由我们的父母以我们的语言书写。他在那片土地上看着我们，等待我们的跟随。”
四个少年第一次接触“死亡”这个字眼，当他们四个并排站在安德雷曾经试图自杀的那个桥上，看到漆黑的水流时，他们沉默不语。而正是在那个时刻，四个少年触碰到了死亡，卢卡在那个晚上告诉“我”，他的父亲晚饭后总是站在栏杆上向外看，他觉得他父亲每次都是在看向死亡，因为他父亲的“病”。这是一个本身就带着某种忧郁气质的美丽的少年，而在最后得知安德雷怀孕之事，他无法承受猜测的重负，终于在他父亲总是凭栏而望的栏杆处坠落，坠向生命的虚空。鲍比开始彻底融入安德雷式的生活，他为她的裸体舞蹈伴奏，他跟随他们在巨大的彻夜无休的“party”上肆意放纵，他开始吸毒。他再也不会出现在医院为那些病人们拔掉导尿管，他不再上学只有在缺钱的时候出现。而圣托，一个似乎时最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者，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信仰和尊严的“传教者”，在越界之后的另一个国度，等待着他的是“漫长的监狱”。圣托，被称为“圣人”，他曾经尝试劝说安德雷的母亲，让安德雷去教堂忏悔，他有一种布道者的受难和坚定的信仰。他看着“我”和卢卡被安德雷指引着完成从少年到成人的第一次实质性的“蜕变”。他无言，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没有任何表情。可正是那夜，让卢卡无法面对安德雷怀孕这一事实的重负而走向死亡。可那孩子，是圣托的。这似乎是一个既成的神秘循环和诅咒。安德雷的母亲，一向不信仰天主教，某一天她为自己的不知足而羞愧、忏悔。在忏悔中，她与神父有了身体的交融，当然，无关乎爱情，安德雷就这样降生。安德雷生下来呼吸的第一口气是她姐姐在喷泉里临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气，谁也不知她的姐姐为何会在那个神秘的午后死去。安德雷从来不去教堂聆听神父教诲，却孕育了虔诚信仰的圣托的孩子。这似乎是一个隐秘的诅咒。正是拥有高贵和尊严的圣托，在四人四散零落时开始与“那些人的世界”纠结在一起，开始行为上的某种“放荡”，直至在一个枪杀案中被指认为“杀人犯”，当全城的人都认为他就是那个杀人犯时，安德雷说“他不是”。他不是，他不会说。圣托是真的“堕落”了，还是某种程度上的“拯救”？他之前就会带枪，在那次他与鲍比试图缓和、解除彼此间隙而登山的时刻，他就带着一把枪。裂隙一旦存在，怎样也无法缓和，我们只祈求事情不要变得更坏。当蔓延着的灾祸停止，当一切似乎回归平静，“我”又继续回到教堂开始音乐演奏，台下，有安德雷在，安德雷开始来教堂了。只是，“我”的吉他发出的声音总是多了沧桑与低沉。
“我”曾经试图重新回到没有安德雷的日子，“我”曾经以为是安德雷导致了这场瘟疫式的灾祸，一场关于青春的无法承受的生命本身。但，安德雷只是某种导火索。安德雷是女性，但不是“恶”，这是那个时代成长模式的悲哀，是一种注定了会发生的“生命的悲剧”。父母似乎高高在上，自我生命只是父母的某种延展，在时空中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与教诲，父母似乎随时会向自己收回他们的生命并检验他们的生命在“我们”手里“过得怎样”。生命不是个人的，是家庭和他人的，自己只是一个保管者。父母始终扮演一个尊严的长者，少年并不懂得生命，没有自我的构建，没有独立面对生命的勇气，没有死亡。他们的生命被勾画得太美妙，就像被家养的野生动物，原始森林对他们有持久不变的永恒且致命的魅力和吸引力，但他们生来就不具备在魅力之地生存的本能。一旦从安全的国度越界，跨入那心向往之的彼岸，必定是一场青春的灾祸，这也许就是美得令人无法承受的生命本身。就像《圣经》的“Emmaus ”,是死亡，亦是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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