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名为《Spies like us--to understand Britain,read its spy novels》的文章。文章讲述了间谍小说在英国独占鳌头的地位原由，以及从小说中对英国历史文化窥见一斑。
文章分别讲了三个原因：间谍小说的众多作者曾经都有过间谍工作经验；间谍的现实生活远比小说更加光怪陆离；间谍小说是展现英国独有属性的一种典型形式。这三种原因又以最后一原因最为重要，即对机密性的痴迷，国家体制的性质，帝国衰落的失意以及复杂的爱国主义情感。而这些恰好反映了英国独有的历史文化。
这说明什么？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间谍小说承载作者经历的岁月，而这些岁月又同时与国家，社会的形势密不可分。它不是通俗小说能够同日而语的。随意的取出任何间谍小说，只要是翻过小说的读者，也绝不会说错其背后发生的年代。对读者而言，没有清晰的历史背景，阅读间谍小说无疑是走马观花。
间谍小说作为题材出现，可以从1903年出版的柴德斯的《沙岸之谜》算起，这能称得上是间谍小说开山之作，也被冠上了“第一部现代间谍小说”的地位。但严格意义上说，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基姆》问世的更早。之所以从《沙岸之谜》开始算起，是因为柴德斯对间谍者赋予了新的意义。间谍一词在字典中的意思是“秘密监视别人的人”，这也就说明间谍为达目的可能采取悖伦理的手段。而柴德斯却是将人物高尚化，让故事道德化，赋予小说爱国主义基调。而在间谍小说中，能够真实反映间谍的境况和真实的社会背景，那便是约翰·勒卡雷笔下的小说。其中《柏林谍影》被二十世纪小说大师格雷厄姆·格林称“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
《柏林谍影》的历史背景正是发生在冷战时期。此时世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社会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直接交战外，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而英国，因其处在美国的庇护中，对美国推崇的“男性质量”——坚定、爱国、强壮、能够不惧害怕站起来同苏联反抗的男人，刻画出“007”这类洒脱的男性，推上了救世道路。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人物上，让其成为孤世英雄。而不被信任的间谍者，正是勒卡雷笔下的，终日在猜疑中不安，恐慌，时常游走在责任与情感，现实与理想，无助与彷徨中。这本书呈现的是真实间谍者的境遇。不论是所处的背景，还是间谍者的不安，都造就了本书给人渗透骨髓的冰冷。故事通过主人公利马斯一一展开环环相扣，推理严谨、缜密的情节。内容充斥着狡诈，阴晦，血腥，冰冷，却让人不可自拔的爱上此书。这本书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广大关注，同样其作者约翰·勒卡雷也被媒体猜测，正是因为其原有间谍的身份，造就了这本人人称道的最好间谍小说。尽管约翰·勒卡雷一直否决这一原因，但媒体始终坚持己见。终于在这本书诞生五十周年时，他将对媒体的厌恶和不如意吐之为快，写了一篇“五十周年纪念版前言”。约翰·勒卡雷写道“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勒卡雷笔下的利马斯的形象是，“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边的入纹透出坚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说他有着爱尔兰人的小眼睛。从外貌上，别人很难对他定位。如果他走进伦敦的高级会所，看门的一定会认为他是会所的成员之一。事实上，在柏林的夜总会里，他总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个很难惹的人，绝不会充当冤大头，但也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绅士。”
这样的形象不仅仅只是他自己，这恰好同样代表当时背景下所有的英国人。绅士的文化，战争的阴影，道德的束缚，以致他们总是以面具示人，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遮掩真实的情感，塑造最完美的形象，也保持着同形势和谐的姿态。这一点恰好是英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约翰·勒卡雷另一部小说《完美的间谍》中恰是完美的诠释了英国政府是高度出产间谍的机器。在无政府和恐怖主义活动盛行的时候，英国政府最喜与众不同的间谍者。本书主要有两条人物线。一条是瑞克，另一条则是皮姆。这两则是父子关系。瑞克一生行骗，但却骗术之精，反倒让人敬佩不已。瑞克在破产之际才发觉，他的儿子即皮姆，是他唯一骄傲的产业，这是一位有名的英国外交官。事实上，皮姆是个间谍，还是双重间谍。他为了逃离父亲，选择了踏上这条间谍的不归路。
这是约翰·勒卡雷揭秘一生传奇的半自传情感小说。对他而言，这是谎言，背叛的人生。而这仅仅是众多间谍者中的一员。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机构而言，谎言和背叛是间谍者的必备特质。勒卡雷曾说“父亲并无奇特之处，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大人物打着为国家利益考虑的幌子说谎，而他父亲则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行骗。”
同样，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也反映了英国政治地缘的衰落。故事就是发生在冷战事情，英国没落，伦敦似乎再也不见日光。阴冷的秋冬季，让故事的所有人、景都置身在灰暗的阴影中。约翰·勒卡雷塑造的比尔·海顿即为裁缝，因对西方信仰动摇，促使背叛英国，利用职务之便，效力苏联的行为也反映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衰落。比尔·海顿的原型正是金·菲尔比，他曾是英国情报局的高官，却暗中效力苏联，目的是因政治信仰。后来因身份暴露，逃到苏联。苏联还授予他“红旗勋章”。这是公民义务与政治信仰的分裂，大英帝国的衰落让它没法生产“007”的邦德形象的英雄，所有的间谍都像是茫目的回旋在冷战时期的时间轴里，疲倦、麻木，到最后只剩悲哀。英国此时成了美苏对垒的附庸。即便努力促使欧共体，希望自身成为第三方，重回大英帝国的巅峰，但终究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间谍小说在英国文坛上能够占据一席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能够真实的反映社会背景，让读者透过文字解读一个国家的文化，了解间谍在不同时期，背负的责任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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