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衰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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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机时代,各种基本问题(神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已经得到至少是暂时性的解决。
然而之后不久,借助于这些暂时性解决取得的进步,以及在它们所实现的制度的保护下,会让那些答案变得不够完善,会催生新的事物。
批判时代--辩论、抗议……过渡的时代,将用怀疑、个人主义和对重大问题的漠视取代旧思想……在有机时代,人类忙于建设;在批判时代,他们又忙于破坏。
圣西门相信,社会主义的建立,将开创一个包含统一信仰组织、合作和安定的新的有机时代。
如果共产主义证实了是一种取得胜利的新生活秩序,那么圣西门的分析与预测就是正确的。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先后曾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博士毕业后在中学任教,后专事学术研究和私人写作。主要著作包括《西方的没落》《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人与技术》等。】改变了圣西门的提法,他将历史划分成各自独立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像四季循环一样,有着独特的生命过程与轨迹,不过,它主要包括两个时期:一个是向心的时期,它将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结合为一个独特的、具有内聚力的艺术形式。
另一个时期是离心的时期,破坏有机体的力量使教义和文化陷入分裂与批判精神,结果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畸形艺术的混乱。
圣西门是向前看,期望社会主义成为新的综合体,斯宾格勒(像塔列朗【塔列朗(1754-1838年),法国改革家,公制与十进位制的提倡者。】一样)向后看,认为贵族制时代生活与思想都是连续的、有秩序的,而且创造了生动的艺术品。
他说:
“西方生存的分水岭是1800年这道分水岭的一边,生活充实而自信,它是在一个内在的、伟大的、不曾中断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从哥特人野蛮的孩提时代一直持续到歌德和拿破仑。
在它的另一边,是我们大城市里那种迈入暮年、造作而无根的生活,为它塑造形式的是理智。
这种结果是必然而不可改变的,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必须打消理解历史的一切愿望。”
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即文明都会经历生长、繁荣、没落、消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机勃勃的洪流变成一潭死水。
那么,文明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
今天不会再有学者严肃看待17世纪的概念,认为国家的起源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
也许大多数国家(指组成一个政治组织的社会),都是由一个集团征服另一个集团,以及征服者持续使用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形成的: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最早的法律,这些命令再加上民族的民俗,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
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明显地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
当统治者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像埃及和亚洲的河流),组织被统治者劳作时,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又构成了文明的另一个基础。
当思想与感情的活动,超越了原始部落的常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紧张关系。
对于发展的进一步刺激,来自于周围环境的一切挑战性的改变,如外部的入侵或者是降雨的持续短缺-——这种挑战可能通过军事上的改革,或者建造灌溉水利系统而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问一句:一种挑战是否会引起回应,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
答案是,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有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他们思路清晰,意图强大(这几乎就是天才的定义),能对新的情况做出有效的反应(这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
假如我们再问,怎样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个体?
我们就得从历史回到心理学和生物学一也就是从环境的影响和染色体的奥秘中去寻找答案。
总之,如果成功地回应了一种挑战(就像美国在1917年、1933年以及1941年的情形一样),而且胜利者又未大伤元气(就像英国在1945年的情形一样),则这个国家的地位与士气便会上升,从而使它有能力去应付更进一步的挑战。
如果这些是文明成长的源泉,那么,什么又是文明衰退的原因呢?
我们是否应该像斯宾格勒和其他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认为每种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自然而又神秘地被赋予成长的能力和死亡的命运?
用生理学和物理学的比喻,来解释群体行为,以及把社会的退化归因于它的生命中某些固有的内在局限,或者是内部力量的不可抗拒的流失,这样的做法的确很吸引人。
这样的比喻也许提供了暂时性的解释,正如我们把个人的联合比喻为细胞的聚合,或是把银行钞票的发行与收回流通,比拟成心脏的收缩与扩张。
但是,群体除了是由单个的人组成外,并不是真正具有生理作用的有机体,它没有自己的大脑和肠胃:它必须依靠其成员的大脑和神经,进行思考与感知。
当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明衰亡的时候,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领袖或思想领袖在回应变革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
挑战可以来自于好多原因,而且可以通过重复或结合在一起,提升破坏力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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