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ld has kissed my soul with its pain, asking for its return in songs.
感谢《二十二》是一部这样朴素的纪录片,没有噱头,没有一波三折,甚至场景的衔接都有些要让人怀疑起导演的专业素养来。可正是因为它恪守了一个记录者的本分,才能让我同那些老人一起,听着冬雷夏雨松弛地发呆。
有些人说,“慰安妇”这个题材太沉重了吧,会和《鬼乡》一样夹杂着那些苦难屈辱的叫声么,还是不要进电影院了吧。我想告诉他们,尽可以放心,这不过是你未来老年生活的提前写照。你可能守着一个“空巢”,子女去别的城市工作了,可是每月都能收到他们的钱,你就很高兴了,因为你知道他们过得很好,而她们至多是吃穿用度上比你拮据很多。你可能也会一晒太阳到中午,吃完饭,打个盹的工夫,日头就西落了,她们至多是90多岁,还得自己张罗一顿饭菜。你的窗沿上可能也整齐排着一罐罐药,冬天冷得动不了,她们至多是没有暖气房,脸上的褶子比年岁更深刻些。如果不是我们突然开始决定要重新记住这段历史,她们会和那些奶奶外婆辈一样,某一天,睡过去,就不再醒来。而她们的女儿女婿、孙子孙女,终其一生都不会知道,她们其实不一样。
克制是最浪漫的煽情。李奶奶关心着院子里的野猫是不是吃了饭,这只好像要生了,那只母猫今天怎么没带小猫一起来;毛奶奶坐在门边,孙子乖巧地递上他手中唯二的一颗零食;别人帮林奶奶找到了她以为被别人偷去的勋章,她不好意思地笑开了;王奶奶看着日本老军人的照片,笑着说“日本人老了,胡子都没有了啊”。我们以为她们忘记了,但她们只是选择,努力不去记得而已。伤痛从来不曾远去,只是旧伤口,不碰了,不疼了,就似可假装痊愈。“好像记得一点,又好像不记得一点”,奶奶们面对镜头,摆摆手,抹抹眼泪,说到一半的结句,都是“不说了,不说了”。
然后明白,她们只是在没有羞愤自杀的那一刻开始,选择了一条比放弃生命更艰难的路。“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说出来有什么用呢,这是一枚随年岁掩埋,日渐加重的定时炸弹。说出来,别人就愿意听么,能听懂么。《鬼乡》中,电视里号召被迫成为慰安妇者去各区域的服务中心举报,本来鼓足勇气又打退堂鼓的奶奶,听到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随口议论:
-在问举报挺身队的业绩,我们区域还一个都没有呢。
-就算有,说起来也挺那个吧。谁会想说出那样的事情啊,除非是疯了。
本来已经要离开的奶奶,气不过还是返回窗口大声说:“我,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疯女人。”
人是一种同情心泛滥的动物,且这种泛滥是短暂的。那些试图套出真话的引诱,定格的照片,也许不是奶奶们想要的,而只是我们武断的猜测,以为能给她们换来止痛剂。
奶奶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秘密的盒盖一旦揭开,会往哪里去,就不归主人掌控。会拖累儿子女儿么,村民会怎么想。最重要的是,开口,并不意味着,心里就能更好过。我们做不到感同身受,这份沉重的历史,说出来,听的人就能扛过去了么。
所以她们活成了希望本身的样子,就像哪位奶奶家破旧砖房里透进来的那一束光,耀眼又温柔。韦奶奶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三十二》时,她靠着每月30元,顿顿白菜配饭度日。毛奶奶笑着说,老啦,没有力气了,唱歌不好听了,可是她的《阿里郎》,依旧打动人心。歌声里,她还会想起被母亲抛弃,从韩国流落中国的孤苦么。奶奶们真诚地说,不希望打仗,因为这样会死很多人的。
他们活成了每个老人寂寞衰微的样子,日子和墙上的毛主席挂像一齐放慢了步子,于是歌声和笑声背后的苦楚才更直抵人心。《鬼乡》的叙事手法很巧妙,对罪行的揭露更直接,更接近于受害后那敏感脆弱的心态。然而,它的阿里郎,却没能让我感动落泪。真实本身就是力量,不需要过多注脚,用心读了的人,就会懂。
我想,这部影片可以很好地回答,当时《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中》,某区史料馆馆长何女士的“犀利”提问:你在学校里面,放了这样一幢房子在那里面,那你对学生,你到底是要起到一个什么教育作用?
首先,它教会你如何在这世间好好得活,你远比你想象中的坚强,考试失利就想着逃避,是不是不太合适;其次,它告诉你耻于谈论以为是难以启齿话题的你才是需要羞愧的人,连乡野的村妇都还能用最大的善心包容奶奶们年轻时的伤痛,我们在不了解事情本身前,为什么要草率开口;最后,它告诉那些也许未来会走上政界的人,贪什么都不要贪低保费,有人远比你需要它。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到九,再到大前天,起诉日本慰安妇事件中最后一位活着的诉讼人黄奶奶的离世,我们知道倒计时走得远比我们想象得快。
两部影片的首尾,都有雪花星子飘落的一帧黑幕。希望倒数结束时,我们已有勇气踩上看似洁白的雪原,去倾听地下黑色土地开裂的伤痛,让她们能够像初生的孩子一样平和地投入仁慈厚黑的地母怀抱。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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