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书读多了未必是好事

从古至今，无论是先哲圣贤，还是长者前辈都谆谆告诫：人，一定要多读书。博览群书，才会腹有诗书气自华；博古通今，才能胸中磊落藏五兵；十年窗下，才能胸有丘壑、运筹帷幄。

北宋皇帝真宗所作的《劝学诗》更是道出了读书的好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用鲜明的功利倾向劝学子好好读书，财富和美女都在那招手呢，多读书当然没有坏处，但有些时候书读多了对一些人来说未必是好事。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读书要依托人生阅历去融会贯通，要不读得再多，也不一定有用，正是陆游所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还有一些人也不能读太多书，看过《大染坊》的都知道里面的陈六子，从目不识丁的要饭花子成为了在国难中坚挺的民族企业家。

陈六子的合伙人卢家驹的父亲卢老爷子，曾经对陈六子不读书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卢老爷子讲，有三种人不能读书。

第一种是钻到书里出不来的人。这种人看了《西厢记》，相思崔莺莺，便整天幻想，钻到书里出不来了，这种人不能读书。

第二种是读了书干坏事的人，有文化的人干坏事，比没文化的人更毒，奸臣蔡京、秦桧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种就是天分过高的人。这种人读书不仅不能帮他，反而误了他的事，中国人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个道理。

刘邦、朱元璋都是无赖，造反做了皇帝，二人都没怎么读过书，读书少顾虑就少，无所顾忌没准就把事干成了。

反之黄巢很有文化，落第后写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多么大气豪迈，我戴不了大红花当官，那就披黄金甲造反，那是一边骑马横枪，一边背诵《周易》。

李自成虽说是贫农出身，但很有文化，人家也好学，下马看《资治通鉴》，上马手不离《孙武子》，结果和黄巢一样造反都没成功。

所以有时候，读了书，顾虑一多，干什么事之前都得琢磨，看看前朝有无先例借鉴，就把事耽误了，书反而妨碍了天分。

咱们再说说明成祖朱棣起兵造反的事，朱棣十岁的时候，获封燕王，先在老爹朱元璋当年放牛放羊的贫困家乡凤阳历练了三年，二十岁的时候就藩燕京北平，整天和北元的蒙古人干架，刀尖上舔血，典型混社会的。

建文帝朱允炆则从小在皇宫中长大，据说头型不好看，朱元璋开始不喜欢这个孙子，虽然他本人头型更难看。

后来朱元璋发现朱允炆十分聪明，特别是背书十分在行，过目不忘，朱元璋开始另眼相看，最终确定朱允炆为继承人。

朱元璋后来开始大肆屠戮功臣，给朱允炆留下了几个治国能臣，这几个人清一色的读书人：当时读书人的楷模方孝孺，根正苗红、九年没有任何过失的齐泰，还有科举考试第一名的黄子澄。

这哥几个引经据典、出谋划策，开始辅佐朱允炆削藩，结果咱都知道，坏叔叔朱棣在处于极端劣势的情况下成功把侄子朱允炆赶下了皇位。

所谓书生误国，就是这样，不过这几个人气节还是有的，宁死不降，都被凌迟处死，并灭族，方孝孺更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项骇人听闻的记录，就是被灭了十族。

有时候书读得多，不代表能力强，理论再丰富，并不意味着能处理实际问题，咱们再说说被人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

魏忠贤当年那是呼风唤雨、专断国政，以至于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魏忠贤也是目不识丁，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当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就是要代皇帝阅批大臣奏章。

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根本不能胜任，但他毫不谦让，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独特，先让亲信把把艰涩难懂的奏折翻译成大白话，然后他听懂了批示，再让亲信措辞写成文言格式，这种问政方式在中国历史也算独一无二。

魏忠贤也不是没有对手，明熹宗朱由校虽然整天只知道做木匠活，但干政的初期，一直重用东林党人，关于东林党人的是非功过咱们就不说了，在当时，这帮人号称“清流”，标榜气节、崇尚实学。

东林党人的势力很大，魏忠贤开始也很头疼，但东林党人恃才傲物、太过清高，不懂得变通，认为和魏忠贤这帮不学无术、溜须拍马的混蛋在一起简直是耻辱，不顺眼的一概嗤之以鼻。

咱们再看魏忠贤，天生流氓，早期先笼络住了皇帝，然后又和皇帝的乳母结成了对食，等于把上边关系搞定了。

对下边呢，作风豪爽，讲江湖义气，很快便拉拢了一班子人马，虽然这些人大多是些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鼠辈，但摇旗呐喊、跑腿办事还是很有用的，什么“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整个大明江山有任何风吹草动，魏忠贤全部了如指掌。

东林党人可能是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有抱负、有理想、有行为操守，并且身体力行，如果国不出佞臣，他们可能是治世能臣，但对付魏忠贤这样的巨奸，他们毫无办法。

这帮读书人总有一种乌托邦似的幻想，面对魏忠贤一伙近乎泼皮无赖的打法，他们深恶痛绝，却缺乏与之应对的有效手段，总是一根筋似地钻牛角尖，到紧要时刻，还希望大领导皇帝能够明察秋毫，他们也不想想，皇帝如果圣明，早没魏忠贤什么事了，不能说有些迂腐和幼稚。

并且，当时的明朝官场鱼龙混杂、清浊难分，东林党人却总是以古代先贤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对一些有点污点的官员拒之千里，不能灵活处理，把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推进了魏忠贤的怀抱。

其实，这些也是读书人的通病，读书能修身养性、明辨是非，但对付什么样的人得有什么样的办法，不能照本宣科，也更不能觉得有点学问就可以对他人一概加以否定。东林党人的领袖钱谦益罢官回乡后，也开始良田美女、逍遥快活，最后还降了清，有时候人坚守的一些东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混迹市井，后来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有本家书叫《尺素江湖》，里面匪气侧漏，从不整词弄景，讲的都是实用逻辑，什么“纸上谈兵不可取”、“宦海无是非，不再做炮灰”….这是老袁两次科举连个秀才都没考上悟出来的。

当然，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读书多没好处，关键是看什么人读、怎么用，赵普不是说自己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

至于我辈俗人，再没个俊俏面容，更得读读书了，不精、不会用没关系，起码不至于粗鄙。

最后，以鲁迅先生的话收个尾，也做自勉：“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的，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做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看来，还是自然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