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清晨，刚吃完早餐回到寝室，原本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不见了。我急了，出门看见十几名四年级的学生在扎西桑周副校长门前更换表演服装。忽然想起，今天学校举办校庆演出。
清晨出门，我从不上锁。在平日，那时刻学生在上早读课，他们不会过来找我。前天，他们班主任将几面鼓和服装放在我的寝室，代为存放。今天，学生们不上早读课，都忙活起来，穿上演出服，整理道具。前些天，美久曲忠去往香达学校，训练学生仪仗队吹号、打鼓。没了手机，给我和同事们的联络带来一定的麻烦。此地物流不畅，网络购机（县城出售的手机价格较贵）、购买电话卡，一套流程走下来，整个八月就没法用手机通讯。更严重的是，手机里保存有珍贵的活动照片。
校庆开始了，我无心去看，在震天响的鼓声里，思索着追回手机的策略。失落、生气的心情让我整天都不能集中注意力在阅读、写字上。我找来四位进寝室取道具的学生盘查，他们当然矢口否认，我也无可奈何。夜里，我去六年级男生所在寝室，把情况讲给他们听，两位学生推断四年级中某位取过道具的学生就是嫌疑人。我对他很有印象，他比同班学生都高出一个头。他常在中午自习时刻坐在我寝室的门槛上。在以前，他做了许多小偷小摸的行径，在全校都出名了，因此六年级学生很容易怀疑到他。六年级学生还建议我在学生上课时，去搜索四年级那位学生的寝室，同时还请他的表哥，六年级一位同学帮忙探查。
既然知道了可能的嫌疑人，我决定去他们寝室，跟他的同学聊天。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听着，忽然，他打断我，声明自己没偷。我重点透露两个信息：我的手机很便宜，偷去不值钱；手机里保存的东西对我而言很重要。做完这些，我只有听天由命。
第二天，我正写工作日志，扎西桑周走进来，在坐榻上坐下，问我的手机颜色。“白色。”我带着疑惑回答。他把手从荷包里伸出来，“看这是不是你的手机。”
原来是一个学生在教学楼三楼拾到后交给他。三楼有三间教师办公室，看来偷走手机的学生有意希望某位教师拾得后归还于我。总之，手机失而复得就好，我也不再深究拾得手机的那位学生是谁。
每个晴朗的周日，总有几位老师走出校园爬山，亦或是驱车到不远处的草原游玩。来着晓学校的第一个周日，美久曲忠叫上我一起去爬山。同行的老师是学校仅有的两位汉人，恐怕也是着晓乡仅有的长期居住的汉人。一位是来自四川绵阳的戴老师，一位是来自河南开封的张老师。
他俩和另一位藏族男教师桑戈分享同一间宿舍。两位老师在藏族地区工作已经六年，可肠胃还是倾向于回味汉族的饭食。早餐时间，他们很少来教师食堂吃糌粑、喝酥油茶，而是在寝室煮粥。他们偶尔还会亲自下厨，烧个鱼、炖个鸡。藏人不吃鱼，但是浓郁的鸡汤总会被几位老师瓜分一些。他俩的家属远在各自的家乡，在夜晚寂静的校园，偶尔可以听见他们用方言与亲人通电话。之所以选择在着晓乡这么偏远地区工作，而且远离亲人，是因为他俩的学历没法在汉族地区担任教师，而且在藏地担任教师，政策上和工资上都会有优待。
七月，戴老师的即将念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正好放暑假，来着晓同父亲相聚。戴老师平素就不多讲话，此次爬山，他默默牵着儿子的手一步步登上山顶。儿子偶尔会好奇地发问，他用平缓地语气回答三、两句。途中，还有两位六年级学生加入进来。我和他们随意聊着，不经意间就领先于其他老师。他们视力尚佳，看到蘑菇就跑过去，帮我采摘。我原本以为蘑菇只会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森林、草丛间，没想到在七月的浅浅的草原，在向阳坡，竟会长出雪白的、菌盖如乒乓球大小的蘑菇来。一趟下来，采集到的蘑菇足够烹饪一大锅鸡汤。我打算放在寝室门前的乒乓球台上，花几天时间晒干，然后自制一锅小鸡炖蘑菇。某天夜晚，我竟将即将晒干的蘑菇遗忘在室外，一场夜雨让小鸡炖蘑菇就这样泡汤了。
随着海拔的增加，山势更加陡峭，逐渐接近八十度。草皮逐渐过渡到稀疏的荆棘。一丛丛的黄色小花瓣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荆棘中盛开的玫瑰红或者群青色小花。这片山地上的低矮花草中，我唯一能叫出名字的是那种顶端有一簇暗紫色复合花的植物，它们在理塘县乃至整个青藏高原、蒙古草原都很常见，至今还有个别地方的藏民用该植物的根茎浆液用来造纸。纸张虽然粗糙，但裁出来印制佛经倒是不错，因为纸张有轻微毒性，蛀虫靠近不得。如此实用的植物，却有个骇人的名字：狼毒草。到达山巅时，土壤表层完全是岩石的碎屑，脚踩上去，风化石屑哗哗地向下滑落。我和两位学生站在山巅，没错，大家都喜欢这种俯瞰大地的视角。
“从这里，可以看到你们的家吗？”
“不能，不能。”两位学生回答道。一丛蘑菇般的云朵在草原上投下一朵朵云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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