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中国大历史》，原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第一部通史著作，六十五万字，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距今正好100年，是20世纪发行量最大、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通史的一部中国通史。
全书按中国历史社会的变迁划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现代史五个不同的时期，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的中国历史。该书以历史事件为经，以经济、文化、社会制度、风俗为纬，详细地记叙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制度变迁、社会风俗更易、疆域的变化和文化的演变等，内容极为丰富。
和以往的国史书籍不同，吕思勉先生抛弃了繁琐的历史描述，只针对每个时期各个朝代的重点进行讲解；同时也把一些容易产生误区、疑惑的地方通过不同史料的记载进行分析；不仅仅陈述史实，更重要的是梳理脉络，澄清因果，使读者清楚地认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真相。
该书叙述之绵密，如溪流入海，文字之简练，无一句赘言。不是真的大师真是做不到。读吕先生的书，最佩服他的史观和史识。他在绪论中就写道：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作精密正确的。所以在他的书中，常可以看到他广征博引深入考证后否定了前人的论断。如他认为《宋史》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不少是反对派的观点，没有什么证据。而当时社会并无变法前民愁盗起的现象。吕先生一再强调要用科学的眼光对待史存的材料。特别是要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所以，在他对朝代兴衰的总结中，总是把土地租赁制度、赋税制度、钞法、币制放在与官制、兵制一样重要的地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兴衰更替，吕先生的评价虽有侧重，但他的睿智总能在历史的经验中平实指点。如他在“汉初的休养生息”一章中，引用《汉书·孝文帝本纪赞》，说下面有人觉得孝文帝即位多年，官室、苑囿等过于简单，建议造一露台，需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吕先生即评：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难得。吕先生认为“汉兴”的原因还有就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税’。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分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三十而税一）。”在谈到东汉的学术和文化时，吕先生认为：中国的学问，是偏于致用的，《老》《易》虽说是高深的哲学，但要满足纯正哲学的要求，究竟还不够，于是佛学乘之而兴。东汉到梁陈，文学日趋于绮靡，这是人人知道的。吕先生说，“这种风气，走到极端，就又起了反动。隋文帝已经禁臣下的奏章，不得多用浮词；唐兴以后，就有一班人，务为古文，至韩、柳而大盛。就开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学。”
历史学家顾颉刚说，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历史学家严耕望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历史学家、作家章立凡说，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生于江苏常州，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著作宏富，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等，于通史著述中颇有开创之功，,影响深远，流传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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