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时代，我就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曾巩的文章从来没有学过呢？为什么这么不出名却可以位列唐宋八大家？我现在还记得，为此，十七岁那年还特意去书店买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选》，只是读了个一知半解，却未能找到答案，之后几十年，将其束之高阁，未曾问津。随着阅历的增加、眼界的开阔，这个疑问始终未得解惑。
唐宋八大家，实指散文八大家，分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在这八大家里，曾巩是最没有存在感了。其他七人我们张口就可以说出他们一两句诗或名句，因为大都学过、读过其诗其文，至少也是听说过逸闻趣事，唯独曾巩，诗不惊人、文不流行，仿佛是个神秘的存在。
唐宋时期，善为文章的人很多，那为什么似乎“名不见经传”的曾巩却被列为八大家之一呢？为寻找答案，趁陪伴营学习之际，专门阅读了曾巩的诗歌、散文，了解其为人为官的性格作为，大概也能略知一二了。
先看看曾巩的简历：
曾巩幼年能文，语已惊人，未冠而名闻天下。庆历元年（1041年）入太学，上书欧阳修，欧阳修甚奇之，并壮其志。后欧阳修出守滁州，曾巩从之学习古文。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授太平州司法参军。六年，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 校勘、集贤校理。熙宁元年（1068年），为《英宗实录》检讨官，次年起任地方官吏，辗转越州、齐州、襄州、洪州、明州等地，颇有政绩。元丰四年（1081年），得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五年四月，擢中书舍人，九月遭母丧，罢职。六年四月卒于江宁府（今南京）。
曾巩积极参加古文革新运动，其为文章，沉静雅重，雍容平易，讲求文法，能穷事理，反对形式主义，主张文以卫道，甚得欧阳修称赏。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之一。曾巩的文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自宋至清都尊崇有加，尤其是明代的唐宋派和清代桐城派作家更将其作为文章典范。曾巩擅长诗，文以议论见长，其诗风与文风相近，主要作品有《上欧阳舍人书》《唐论》《战国策目录序》等。
以上来自百度。
百度似乎啥都说了，其实啥也没说。再看看一个数字：8岁丧母，18岁父罢官，开始养家。24岁首试落榜，32岁结婚，39岁中进士。八大家之中，除了苏询，大概唯有曾巩中进士的年龄超过30岁，而在那个动不动十几岁就结婚的时代，他32岁结婚，即便是现在也属于晚婚年龄了。所以，曾巩绝非等闲之人。
诗书传家。曾巩生于耕读世家，在七十多年中，其家族出了19位进士，名副其实书香门第，所以曾巩厚重的文学底蕴不容置疑。曾巩18岁以前，也过着逍遥自在的富家公子生活，但对曾巩来说主要不是逍遥，是苦读岁月，大概所有时间都用来饱读诗书了。说他博古通今、学富五车那都不能表达他读过的书。据说，曾巩藏书两万多册。在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能有如此丰富的藏书，除了祖上传承下来之外，恐怕有点余钱就买书了。而且我相信，曾巩的藏书一定都是他读过的，而不是用来装点门面。想想不像现在的孩子，诱惑太多，能专心读书的太少了。
至纯至孝。曾巩为人至纯至孝，18岁的时候，父亲为人诬陷被罢官，家境败落，曾巩便接过家庭重任，抚养年幼的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侍奉父母和年逾九旬的老祖母。而弟弟妹妹的婚嫁都是他一手操持，这也可能是他晚婚的原因。在赚钱养家的同时，仍然刻苦读书，不忘初心。父亲过世后，侍奉继母无微不至，直至继母去世，亦罢职守孝，第二年，曾巩也去世了。
为官清廉。曾巩为官之后，因其秉直纯正，不但得罪了变法派，也得罪了保守党。在两方相争的夹缝中自求外任。分别在越州、齐州、洪州和福州任知州。越州灾荒年，曾巩下令富户平价出售余粮，并以官府名义向农民借贷粮种，使灾民得以顺利度过饥荒。齐州任间，打击为富不仁的大户，推行王安石新法，解决水患，疏通大明湖。如今在大明湖畔建了曾巩纪念馆。调任洪州，恰逢瘟疫肆虐，曾巩调配防疫物质的同时，腾出官府衙门，作为灾民收容所。福州任期，提出“为官不与民争利”政治主张，保障民众利益民生权利。曾巩无疑是一个清正廉洁、一心为公的好官。
几度落榜，无怨无悔。曾巩24岁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是水平不够吗？自然不是，是不符合科举制度标准要求，为什么？科举要求文字优美对仗工整却言之无物内容空洞的骈体文，而曾巩为文，显然是严格按照儒家正统，当然不符合时下标准。落榜后，欧阳修为他送行时，写了一篇文章，为他打抱不平，实际上是安慰他吧，有点《送綦毋潜落第回乡》的味道。曾巩回信中却毫无怨言，认为既然落榜，那一定还有差距。与一般落榜书生的满腹牢骚天然之别。曾巩从18岁参加科举考试，39岁才得中进士。期间几度落榜，特别是第二次和兄长一起进京赶考又双双落榜，乡里势利小人编了一个顺口溜嘲笑他们：
三年一度科举开，落杀曾家俩秀才。犹似梁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面对落榜的痛苦和乡人的嘲笑，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博大的胸怀，那一定是极其痛苦的。但是曾巩却可以很坦然地接受，认为自己总是有不足之处，相信终会有机会被认可。
庙堂之外，心系苍生。虽然曾巩四十岁之前未入仕，处庙堂之外，却非穷则独善其身，而是一直心系天下。作为一介布衣，他的文章名满天下，而与他交往的人都是朝堂之上顶顶大名：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等等。试想，你在遥远的江西山区务农，当今国务院总理、文化部长、某省省长都给你写信，你当何等荣耀！而曾巩表现却是宠辱不惊。欧阳修写信安慰他，范仲淹赠于他钱财物质，当地知州送他良田。曾巩一定是有特别的人格魅力，才能让这些高官大儒乐于帮助他资助他。
布衣曾巩远离朝堂，却三次向朝廷推荐人才，三次推荐的都是一个人：王安石。奇特的是，他和王安石是同期考生，王安石考中，他落榜；王安石在仕，他在野；王安石二十五，他二十七。如果不是一心为公、旁无杂念，这种事恐怕做不来。几千年历史上，找不出几个吧。王安石也非常欣赏曾巩，写诗赞美道：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这诗咋一看都是大白话，但除了为曾巩鸣不平之外，他还说，你们这些势利小人不要诽谤中伤他了，曾子岂是久居人下之人？虽然贫贱，但是即使他死了，也是班固和扬雄。这种惺惺相惜的超脱，使那些所谓文人相轻的世俗顿时一文不值。
为人为文，端方正直。曾巩为人用正直俩字不能形容，可实在想不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词来描述，应该是纯，对，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纯粹的人。他不因为自己身份贱地位低，在当权者面前就奴颜卑膝；也不因受人恩惠就心存感恩趋炎附势；更不会受人嘲笑而改变初心。他认为，人之间是平等的，至少他觉得他和那些试图提携他帮助他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他才会以布衣身份向朝廷推举王安石。
文如其人。曾巩的文章不调皮不诙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媚俗。规规矩矩，层层递进，讲明事理，少有废话。他未入仕，文章已经誉满天下，莘莘学子都争相传颂，甚至作为范文进行学习。
事实上，曾巩的时代，他身为布衣，名扬天下。据说欧阳修第一次见他就被他的才华吸引，喜欢的不得了，觉得天下第一非他莫属，主动收为门生。有则轶事很能说明欧阳修对曾巩的欣赏和肯定。欧阳修做主考官时，发现一位考生文章特别出色，他几乎没有任何怀疑，便确定是曾巩的，而曾巩是自己的学生，为了避嫌，他把这个本应当为第一的文章特意把名次推后，结果出来，这文章是苏轼写的，白瞎了苏轼的状元。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对曾巩才华的推崇至此，可见，曾巩是非常有才华的。
曾巩一直是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曾巩为文，讲求言之有物，反对空洞无用的应试华美篇章。
口说无凭，读一下曾巩给范仲淹的书信。《答范资政书》：
巩启：王寺丞至，蒙赐手书及绢等。伏以阁下贤德之盛，而所施为在于天下。巩虽不熟于门，然于阁下之事，或可以知。
若巩之鄙，窃伏草茅，阁下于羁旅之中，一见而已。令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阁下之知。况巩学不足以明先圣之意，识古今之变，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无愧悔于心。而流落寄寓，无田畴屋庐匹夫之业，有奉养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责思虑之精，诏道德之进也。是皆无以致阁下之知者。而拜别期年之间，相去数千里之远，不意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辈爵德之间，有以存之。此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而如巩者，亦不欲弃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
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势而下贫贱之士者，盖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穷达毫发之殊，然相弃者有之。则士之愚且贱，无积素之义，而为当世有大贤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礼，是岂不于衰薄之中，为有激于天下哉!则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门下，不任区区之至。
行文质朴无华，虽与范仲淹身份地位天壤之别，而又受范仲淹赠钱赠物，但是曾巩却不卑不亢，即表达了感谢，也表明了心迹。
综上，曾巩入选唐宋八大家，那应该是实至名归，当然，囿于我的浅见薄识，仅仅是管中窥豹，对曾子的解读实在贻笑大方。
明清时期，因曾巩的正派，因其文章的易学易用，他的名声达到高峰，几乎奉为儒家圣人，与孔孟并列。五四运动后，曾巩渐渐变成新青年眼中的老学究，被新时代无情遗弃，于是人们逐渐淡忘了这个儒家正统人物，对于明末学者将其列为唐宋八大家，很不以为然。
曾巩有一首咏柳的诗，可以很好地为此作注释：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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