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我回到母校教书，成为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彼时我家依然住在地坑）。
这是一个拥有不到一千人、不大不小的初中。教师有60多个人，学生不到900个。但是平均下来，每位老师的平均课时量都远超于规定课时量，师资远远不够，尤其是刚毕业的年轻老师，负担特别重。
然而这是我教书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好些老师包括校长都是我曾经的老师，教师队伍中大部分人我都认识，光我们村的老师就占到了全校老师总数的1/3，而且年轻人居多，这真是一个自由的、可以挥洒热情的地方。
刚回去，校长就给我抛出了一个难题：“你是中文专业，但是语文老师现在不缺，你去带英语，年轻人学一学就上手了。”
“天哪，老师，你这不给我出难题吗？我不会呀！” 我被吓得脸色发白。
“没办法，咱们这儿就缺英语老师，你只能带英语。”
“——”我无奈，只能认命。
9月1号学生报到，9月2号老师开会安排教学任务，9月3号就要正式开课了。我手里捧着一本初一的英语教材，茫然地不知所措。
“赶紧写教案呀，”同事看着发愣的我，提醒道，“明天早晨上课就要用教案，在第一节上课之前必须超备三节，这是往年的惯例。估计明天中午12点教育局就要来检查开学工作，教师教案是必须检查的。”
“可是，可是我不会呀。”我感觉无助极了。
“这样吧，你去张老师那儿借一本她往年的教案参考一下，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
“好吧。”我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照办。
9月2号那天我晚上我熬到了两点，总算完成了三节教案，揉揉红肿的眼睛，甩甩酸疼的胳膊，我心里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铃还没有响，我就一骨碌爬起床，提热水，打凉水，洗漱，匆匆弄完，赶紧去教室，检查班里学生的到校情况，安排打扫卫生的同学，选派临时班干部，叮咛文体委员提前五分钟整队下操场上操。
弄完这些，我下到操场，早操铃就跟着响了。
操场很大，全校将近一千人聚集在一起，场面甚是宏大。我们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跑步，做操。锻炼完了，各班队伍带到旗台前，举行隆重的开学首次升旗仪式。
旗手是初三同学，动作熟练，表情凝重。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顿生一种自豪感：我真的，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接着全体师生一起合唱国歌，我无比虔诚地应和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前进！前进！前进！进！”
接下来上早读，我一共带着三个班的课。所以早读的45分钟，我就来回在这三个班里巡逻，糟糕的是，这三个班不在一个楼层，于是我就重复着上楼下楼。更要命的，当时农村学校小学并没有开设英语，所以初一学生就是零基础，根本不会读，我只好把教材第一课给他们各个班都领读几遍。
上完早读紧接着就是上课，我无比紧张，却又故作镇静地走进教室。
看着教室里50多双期待的眼睛，我心里稍微镇定了些。翻开书，根据昨天晚上临时突击的内容，我开始有模有样地上起了课。幸好，初一学生也是第一天上中学，内心对这所学校充满了敬畏，所以课堂配合相当得好，他们可能也压根没有想到，这个老师——她是个菜鸟。
上完第一节课，看着学生的反应还不错，我心理安慰多了，后面的两节课就很顺了。
整整一个早上，我忙得一口水都没有喝，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情急之下会做错什么。但是一切都有序地进行着，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艰辛的心路历程。
后来当了多年老师，看到每一个初上讲台的新人翻书时手抖抖索索，说话时牙齿打颤、语无伦次，脸憋的滚烫发红时，我心里都是满满地理解，每一个职场菜鸟，不都是从这一天过来的嘛？
除了上课，每天有厚厚的三沓正式作业需要批改，当然还有练习册，家庭作业等。
另外，作为主课老师兼任班主任，我每天都要跟早读、自习、辅导，这样算下来，一天从早到晚，根本没有什么空闲。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的快乐，我和一伙年轻人一起，开开心心地做着这一切，乐此不疲。有点空闲，就聊一聊自己的学生，语数外三科老师往一块儿一凑，就知道班上谁最近状态不好，该给点警告了；谁最近学习很努力，应该给予表扬。
一些比我们早毕业一两年的老师，就给我们过招——如何惩治班上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让他们再也不敢犯。
我们认真地听着，到教室里去如法炮制，偶尔也有过激的时候，但也无所谓，没有见过哪个家长找到学校来，闹得不亦乐乎。
现在想想，当时的农村人虽然文化程度比较落后，但是他们从心底里非常敬畏老师，敬畏知识，所以坚决拥护老师的管理。
经常在上下学路上，遇到同村的一些孩子家长，叫着我的小名，反复叮咛我，一定要严格管理他孩子，该打打该骂骂，他坚决支持。
校长大概40多岁，我上学时他还是一线教师，给我带过数学。为人很和气，朴实宽容，尤其对年轻人（大部分也是他学生）关爱有加，但绝不不姑息放纵。
他在我们乡镇威望很高，但凡乡镇上有什么重要场合，镇长一定会过来亲自邀请他，一些比较棘手的事，也会征询他的意见。
但是在学校里，他永远那么和气。
黄土高原的秋天，早晨气温很低，中午太阳出来，暖融融的。我们就搬一些桌凳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批改作业或写教案。
不一会儿，桌子边就会围拢一群人，有些是刚下课的，胳肢窝底下夹着一沓书；有些是准备上课候课的，手里端着一沓书；有些这会没事干，端个茶杯围拢过来；还有些上厕所顺路，也来凑个热闹，聊几句。往往这个时候，校长也会来到我们中间，站在那儿跟我们海阔天空的聊一通，惹得众人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然后自己又正在烧着水还是做着什么，万分紧急地一溜烟地跑了。
没有人给他让座，也没有人见他来了有任何拘谨，他要来来，要走走，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一学期很快到头，我的工资一直被拖欠，零花钱都是父母给的。
到了年底全部发放，四个月工资加起来，领了1708块钱。
我无比激动地捧着这笔“巨款”，回到地坑，交给父亲。父亲问我用它来做什么，我无比坚定地告诉他：“买电视，彩电！”
那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1640块钱，我的工资勉强够。
在这所学校里我一共呆了四年，时间似乎很悠长，生活，也是满满的幸福感。
因为一些个人问题，被调走的那一天，我哭得天昏地暗。
旁边的同事说：“别管她，让哭去。刚工作的第一站都这样，慢慢就麻木了。”
于是我更加肆无忌惮，眼泪就像决堤的海水，一泻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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