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还要有据，文献十分重要，没有可靠证据，绝不随便下结论
孔子说：“我能讲出夏代的礼制，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足以做为证据；我能讲出殷代的礼制，但殷的后代宋国不足以做为证据。因为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资料和通晓古礼的贤人太少的缘故。如果充足，我就能用来证实了。”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篇之九
夏礼、殷礼的“礼”，即礼乐制度，它是当时社会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总称。不同朝代的礼乐制度，体现出不同的文明程度，孔子研究历史文化就是从礼乐制度入手的。这一点在读《论语》时需要特别留意，《论语》中大多数情况下谈到礼，就是指礼乐制度。这跟现代人对礼的理解有着很大差别，现在一般人谈到礼，就是指礼貌、礼仪，侧重于表示对人的敬意和尊敬，即以礼相待。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孔子说：“我能讲出夏代的礼乐制度，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足以做为证据；我能讲出殷代的礼乐制度，但殷的后代宋国不足以做为证据。“征”，证明、验证。“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资料和通晓古礼的贤人太少的缘故。“文献”的“文”，指遗存下来的历史典籍、文件资料。“献”字的含义比较有意思，它跟现代人的理解完全不同，古文中“献”通“贤”，指贤者、贤人，主要是指一群对前朝掌故传说、礼仪教化能够口口相传的遗老遗少。这些流传下来的实物、文字记录，以及人们的口头传说，即“文”和“献”合在一起，组成了古代文化遗产。
夏和殷的礼乐制度，孔子都了解，都能大致描述出来，虽然如此，还需要寻求文献来证明。孔子博学多识，但对于历史考证非常小心，没有可靠证据，绝不随便下结论。可见孔子治学的严谨，尤其强调言必有据、言必有信。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想要斟酌三代的礼制，继往开来，为发扬和传承周礼形成更为系统和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但夏朝和殷商的的古礼，在当时就已经无法得到印证了，所以万分惋惜。正因为如此，孔子大声疾呼要克己复礼，将周代的礼乐制度保存下去。
杞是夏人的后代。商汤击败夏桀，灭亡夏朝之后，将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遗族，迁到今河南杞县一带。后来周武王又灭了殷商，在杞地寻找夏代开国君主大禹的后裔，结果找到一个叫东楼公的人，据说是大禹正宗的后代，就给了他一小块封地，称作杞国。孔子为考察夏朝之礼曾到访过杞国，但没有发现什么证据。杞国实在太微小了，连太史公司马迁都感到没啥可记的东西，只有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被后人用来嘲笑那种庸人自扰的无故担忧。实际上也不能怪杞人，这是长期经历磨难，受了太多的惊吓而造成的后遗症。
宋是殷人的后代。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乱，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朝故地，建立宋国，都城为商丘。宋国地位特殊，与周为客，在继承与发展殷商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方面，功不可没。宋国也很能打仗，春秋时期曾一度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这些亡国的最后贵族，有时迂腐得十分可笑，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已成为千古笑谈。说的是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水决战，宋军已经排成列了，而楚军还没全部渡过河。照理这时是击溃楚军的好时机，但宋襄公却说：“不行！我虽然是亡国的商朝后人，却不进攻没有排成列摆好阵势的敌人。”结果自然是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差点送了命。
孔子与宋国的关系比较特殊，据说他的先祖是宋国贵族，后因卷入宫廷内乱，在宋国政变中被杀，后代避祸才逃到鲁国。作为“梦回之地”，孔子曾试图寻访宋国传存的殷礼，却没有收获。孔子晚年周游列国时到过宋国，民间流传有他还乡祭祖的故事。但宋司马桓魋是个擅权专政的乱臣贼子，他讨厌孔子，以为孔子是来搅局的，打算刺杀他。孔子听到消息后，留下“上天赋予我德行，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的豪言壮语（“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在弟子的护卫下从容离去。
本章的一个成语，现在已很少使用：
杞宋无征
拓展阅读：
【先贤精义】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
朱子：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李炳南：夏殷之礼，孔子能言，必然能知。虽然能知能言，尚须寻求文献，以为徵信。足见孔子言必有所据。
钱穆：此章孔子自言学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两国之典籍、贤人皆嫌不足，无以证成我说。……孔子博学深思，好古敏求，据所见闻，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上溯尧、舜，下穷周代。举一反三，推一合十，验之于当前之人事，证之以心理之同然。从变得通，从通知变。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固非无据而来。又本章可与为政篇殷因于夏礼章参互并读。
戴望：王者存二王之后，杞、宋于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礼乐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备其典章文物。周衰，杞为徐、莒所胁而变于夷，宋三世内娶，皆非其国之故。孔子伤其不用贤以致去礼，故言具不足徵以叹之。
张栻：夫以圣人之生知而学，至于前代制作之原，固已默识而无余矣。然至于事为之著，必考文献于故国。有所不足，又从而阙之。其问礼于老聃，问官名于郯子，及史之阙文，皆是意也。非惟至诚无息，不自有其圣智，而于制作之实，文理密察又如此。
郑汝谐：杞，夏之后；宋，商之后；鲁，周之后。杞宋亡夏商之礼，以无文献可证也。若鲁则不然，以文则有典籍，以献则有夫子。鲁之君臣，莫之考证何也？夫子意不在杞宋，托杞宋以见其意，特于鲁则微其辞尔。
《四书反身录》：夏殷之礼，夫子盖于残编断简之中，因流穷源，由微知著，能言其概。尝欲参考巨徵，笔之于书，以存二代经世之典，使后世议礼制度者有所考镜折衷。惜乎既无成籍可据，又鲜老于典故者相质，无徵不信，故不禁流连而三叹也。
徐英：孔子能言二代之礼，而无徵不信，不足以见信于人，而徒托诸空言，所以致叹于杞宋不能存先王之典章也。
《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论语正义》：《夏时》《坤乾》，皆文之仅存者，夫子学二代礼乐，欲斟酌损益，以为世制，而文献不足。虽能言之，究无徵验，故不得以其说著之于篇。而只就周礼之用于今者，为之考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诸三王而不缪。以周监二代，周礼存，则夏殷之礼可推而知。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云云。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定礼乐。
《四书反身录》：即斯一节观之，则知文献所关之重矣。故在天下则关系天下，在一省则关系一省，在一邑则关系一邑，在一家则关系一家，述往昭来，为鉴匪鲜，若子孙于先世遗籍及志状谱牒以其非关日用之急，视为故纸而忽之，任其散逸，漫不珍藏，则贤不肖可知矣，继述之谓何？
【学习参考书目】
《礼记》 《论语集注》 《癸巳论语解》 《论语意原》 《论语正义》 《论语讲要》 《论语新解》 《论语会笺》 戴望《论语注》 《汉书》 《四书反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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