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年滋味

       我是婆婆捡来的弃婴。

       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一天，大山里还飘着大朵的雪花，我被装在一个竹筐子里，襁褓上面放了一张字条，仅仅写明了我的出生日期是农历二月初二，婆婆不识字，是生产队长念给她听的。婆婆说按此算来，她捡到我的时候，我才出生7天。

      婆婆是个从旧社会活过来的苦命女人，在解放前三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就再未生育。后来，她的男人为了找个女人生儿子传宗接代，把邻生产队的一个女人睡了，东窗事发后，被那个女人的男人及其吆喝来的社员们一顿乱棍爆打，婆婆的男人当场就咽气了。

       婆婆艰辛地把唯一的女儿拉扯大，在阿姆19岁嫁到了200里外的临县那年开始，婆婆就一个人清苦地生活着。

       有了我以后，婆婆每天天不亮就得走30多里山路，去一个正在哺乳期的远房亲戚家讨一点奶水，回来再兑些水，以满足嗷嗷待哺的我一天的喂养。稍大一点，婆婆就去乡里乡亲各家各户讨一口两口的饭食，带回来给我吃。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跟婆婆相依为命，这一老一小，缺乏劳动力，地里的收成是可想而知，所以，上顿不接下顿的情况，在我们家是不足为奇了。遇到逢年过节，总有善良慈悲的乡亲会送给我们一些吃的，婆婆总是自己不吃，全让给我。那时候，日子是过得很苦，可是，婆婆把我当心肝宝贝般地呵着护着，我也无忧无虑。婆婆也说，有了我以后，她那间土屋子便像是抹上了颜色一样。

        8岁那年，婆婆一狠心，卖掉了一只羊，换了钱送我去了村里的小学读书。我那时候非常讨厌读书，因为，我更想把学费钱去换一顿肉吃。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成绩却出奇的好，二年级的时候，五年级的数学题我全部会做。我记得校长曾经跟婆婆说：“你家娃儿是个握笔杆子的料，可惜命运不济。”

       念完小学三年级，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工作组到了我们那村，生产队长把我的户口报上了，给我随婆婆的姓取了个名字叫毛巧，还把我的年龄虚报了4岁，他跟婆婆说：“这样，过个1、2年，娃儿就可以相个人家嫁了，您老也不用这么苦了。”那年我实岁12。

       一眨眼冬天就到了，腊月的一天，我跟婆婆正在禾堂里晒腌菜，婆婆突然歪倒在地，随即出现口角歪斜、口齿不清。我吓坏了，连忙叫来隔壁的大伯把婆婆背进屋，生产队长帮忙请来了镇上的张大夫，张大夫说是中风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中风是怎么回事，只是很害怕婆婆会死去。

       阿姆接到报信赶回来是第三天了，婆婆已经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神智时而清醒，时而会连人都不认识。这样的状况持续了9天以后，婆婆在一天夜里，像睡着了一样地走了，那天离过年只有5天。

       婆婆落土为安之后，阿姆也要回她自己的家去了。临走的时候，她面无表情地对我说：“娃儿，不是阿姆不要你，阿姆的日子也过得不容易，你就自己好自为之，有合适的人家早点嫁了，总归也有个依靠。”说完这些，没有多看我一眼地离去了。

       我从冬天哭到春天，哭婆婆的逝去、哭阿姆的无情、哭自己命运多舛、哭未来未卜……

       仿佛这么一哭，我就长大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向生产队长借了80块钱，离开了大山，只身来到了县城，开始了真正的孤儿生活。从这一年开始，我的字典里没有“家”字，更没有了过年的概念。

       我一边干各种工作养活自己，一边自学了初中的课程，3年后我如愿地考取了县一中的高中。高中的学习阶段，我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换取自己的生活费和学杂费。我做过纺织女工，做过保姆，做过医院的清洁工，做过小饭馆的洗碗工，摆过地摊……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代表学校参加的各种省市竞赛亦是蝉联冠军，年年获得奖学金、助学金。1989年，我以当时的县高考状元，考上了南方最好的医科大学。这是我的愿望，我想用我的能力，去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像婆婆那样良善的穷苦人。

       时间真是好东西，随着光阴流逝，年岁增长，我早已有了自己的家，那些过去了的过去，那些困苦、悲伤，已经渐渐模糊，唯有婆婆对我的呵护爱怜，刻在心间无法泯灭。

       现在的我，已经是省级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还兼任本市某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如今经济宽松，到了过年自然是丰盛地准备各种物质，东西南北的特色吃食，比比皆是；家里更是各种布置张罗，怎么喜庆怎么来；院里团拜、年会的氛围，把同事们的脸蛋都染成了花朵一样缤纷的色彩；就连各大电视台也在紧锣密鼓排演自己的春节晚会，以飨百姓娱乐生活。

       可是，这一切都勾不起我对“过年”的感觉，从没有了婆婆那一年的过年开始，我就再也不识年滋味。

不识年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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