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事发生在大学二年级的暑假。以那个夏天为界，多峙作的人生变得截然不同。就像险峻的山脊让山两侧的植被面貌发生陡变一般。
他一如既往，大学刚放假便收拾好行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行李)，跳上新干线。回到名古屋的家中稍事休息，立刻往四人家里打电话。但谁都联系不上。说是四人都出门了。准是一起去哪儿了吧。他给各家接电话的人留下口信，便独自出去散步。走进闹市区的电影院看了一场并不想看的电影消磨时间。回家后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又给四人家里打了电话。大家还没回来。
翌日中午前再次打电话，四人仍旧不在家。他又留下口信。等回来了，请给我打个电话。明白了，会转告的。接电话的家人应道。然而那声音里隐含着某种东西，让作惴惴不安。第一天他竟然有注意到，感觉与平常的声音有微妙的不同。他们像是在躲避和他亲热地说话，有种迫不及待想赶快挂断电话的气氛。尤其是白的姐姐声音比往常冷漠多了。作跟这位年长两岁的姐姐很投缘（虽不及妹妹耀眼，她也是位美丽的女子），给白打电话时有机会就会跟她说笑几句，至少也会亲热地打个招呼。但这一次她却忙不选地匆匆挂断电话。给四人家里打完电话后，作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一个浑身沾染了恶性的特殊病菌的人。
也许出了什么事，作想。
自己不在时，这里出什么事了，于是人们开始和他保持距离。某种不合时宜，令人不快的事件。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可能是什么事？他绞尽脑计也理不出头绪。
有种感觉残存在胸口，仿佛误吞下大块东西，既无法吐出来，也无法消化掉，那一天他未曾走出家门一步，一直等待着电话打来。就算想做什么也没法集中意识。已经对四人家里反复说过自己回到名古屋的事。换作以往马上就会有电话打回来，听见他们兴奋的声音。然而电话固守沉默。
到了傍晚，作想，要不要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但很快改变了主意，就此作罢。没准他们其实都在家里，只是不想接电话，才子谎称不在家。没准他们跟家人交代了:“要是多崎作打电话来，就说我不在家。”所以家人接电话时，声音才会出奇地尴尬。
为什么？
想不出理由。上次小团体是在五月长假相聚。作乘新干线回东京时，四人特地赶到车站送行，大家还隔着车窗一齐夸张地挥手，简直像欢送奔赴远远边疆的士兵。
后来作从东京给青写过几封信。白不会用电脑,他们平常都是写信联系。青承担起了收发窗口的任务，信只要寄给他，其他人就会传阅。这样就不必费劲写四封大同小异的信了。他主要写自己在东京的生活。自己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有怎样的体验和感受。不论看到什么，不论做什么，他总是想要是大伙儿都在身边该有多快活。这是他的真情实感。此外没写过像样的内容。
四人也有几次联名给作写过信，里面从未写到过消极的事情。只是详细汇报他们在名古屋做了些什么。大家似乎在自幼成长的都市里尽情享受大学生活。青买了辆二手本田雅阁（后座上有块像狗尿的污迹），大家坐着它去琵琶湖玩了一趟。这车轻轻松松坐得下五个人（只要没人胖得超标）。只可惜作缺席。期待着夏天再会一——信的末尾写道。 在作看来，这么写似乎是发自内心。
那一夜，他没有睡好。心情亢奋，种种纷乱的思绪在心头翻来覆去。然而说到底，诸多思绪尽管形状各异，其实无非是同一个念头。作就像失去方向感的人，绕着同一个地方转来转去兜圈子。偶然回过神来，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的思考一度像滑了丝的螺丝钉，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
直到凌晨四点，他在床上辗转难眼。后来小睡了片刻，一过六点便再次醒来。根本不想吃东西。把橘子汁倒在杯子里，喝了一杯。就这样还是轻微地恶心。家人见作忽然食欲全无，不禁担心起来。没事，他答道，就是胃有点累了。
那天作待在家里没出门，躺在电话机前看书，或者说努力想看书。午后又往四人家里打了电话。本来不想打，但不能莫名其妙地一直干等着回电。
结果还是一样。接电话的人十分冷淡，要么像是很抱歉，要么以过于中立的声音告知他们不在家。作简短而郑重地道谢后挂掉电话。这次没留口信。恐怕像自已无法忍受这种事态持续下去一样， 他们肯定也无法忍受每天撒谎说某人不在家。至少接电话的人肯定叫苦不选。作如此估计。只要自己这边继续打电话，不久肯定会有反应。
果然，晚上八点过后，青来电话了。
“抱款，希望你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青说。没有“略”“你还好吗”，“好久不见”之类的开场白，统统没有。劈头一句“抱歉”， 他只说了这一句社交辞令。
作倒吸一口凉气，反复咀嚼对方的话。他迅速转动脑筋，力图参透那声音中隐含的情感。可那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宣告。 没有情感容身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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