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被称作横渠“四为句”，横渠是张载的号。这句话很难说最早出处在哪里，《张子语录》中也许是较早的记载，但已经和流行的这一版有不小区别。“四为句”很有感召人心的力量，但是要真正去理解，还是需要一些历史背景。特别是其中的“绝学”一词，如果不能确定何指，则我们又该继承些什么呢？
1．冯友兰与“四为句”
“四为句”最流行的版本，是从《宋元学案》中选出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元学案》是清朝人陆续编纂的，这个“四为句”其实已经被修改过很多次了。
《张子语录》中的“四为句”可能是比较接近原貌的：
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近思录》中也收录了“四为句”，却是这样：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果《宋元学案》中的视为完成态，《近思录》中的这一句，从“立志”改成“立心”，像是一个过渡态。因为“四为句”时有被援引，这不同的版本，就构成了不同的版本序列，考据有很多，但是从义理上讲差别并不很大。
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下)》的《自序》中，其中便选用了《学案》版，并有一段非常恳切的话：
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
因为满怀着对故国的忧思，横渠“四为句”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散发的召唤精神确实令人动容。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共同危难之际，说“无论其派别为何”也当如此。“四为句”具体是何意，冯先生本人是何学术立场，都可以先不说，每个人尽起自己的责任的确是当务之急。可能也正是在冯先生的提倡下，《学案》版成为“四为句”最流行的版本了。
2．为往圣继绝学
但今日似乎有时间来了解，横渠“四为句”，特别是其中“为往圣继绝学”一句，表达的实则是一种道统观。王阳明诗里有一句“应怜绝学经千载”，也是这意思，都认为儒门“绝学”是宋明儒跨越千载直接上承孔孟的。“绝学”是中绝之学的意思，在宋明儒看来，汉儒大多是传经之师，却不能传道，所以圣学中绝千载，到周敦颐又重新光明。
“道统”和“道学”两个概念有点区别，但大致是接近的。道统问题自韩愈《原道》提出后，逐渐为宋人所重视。韩愈之道统大致如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孟子殁后，道统不传。韩愈没有明说自己上接孟子，但显然暗示自己是道统传人。
韩愈的道统说，最被质疑的是荀子与杨雄，这二人在儒学史上的影响很大，韩愈自己也并不截然将二人排除在道统之外。整个唐宋之间，讨论道统的各种文献中，荀杨二人不时在道统序列中进进出出。到理学兴起之后，荀杨连同韩愈本人都被挤出了道统序列，在朱熹等人的强力影响下，“北宋五子”逐渐被普遍认可是道统传人。
张载尽管不必以理学的道统最终版本为准，但他认为汉儒传经不传道，则毫无二致。张载在其《经学理窟》中说：
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此道自孟了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复明之理。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
这一段话，堪称是“为往圣继绝学”一句的注脚。因为义理之学孟子之后千载不传，所以才是“绝学”。
3．几句闲话
叔本华在其《人生的智慧》中说道：“最廉价的骄傲就是民族的自豪感。”他后文有连篇累牍地对这种民族自豪感锥心刺骨的恶毒讽刺，比如：“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这一事实：这个人缺乏个人的、他能够引以为豪的素质。……拥有突出个人素质的人会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
我当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因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同样无法断言“民族自豪感”究竟是一个人是否值得引以为豪的东西。如果说处在冯友兰先生推崇横渠“四为句”的那年代，我相信“民族自豪感”的确是值得每一个都去珍视的情怀。
但是在这个承平已久祥瑞藻饰的千古盛世，援引横渠“四为句”要用来对话的对象何在，就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政治的推进力度永远要比思想界的影响大得多，自从一些官媒宣传以后，张载的“四为句”也开始进入很多人的日常话语了。一句古话一旦进入日常话语，就意味着被曲解和误用是其宿命。最大的误解，也许就是将其历史背景遮蔽掉，以为这是普遍而恒久的儒家精神或士大夫精神，甚至进而以为是可以长存于今后的某种民族主义精神。
我们若不问具体字句，只是找一种情感归宿的话，这当然无妨。但若真要细究“四为句”的内涵并加以反思，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首先得肯定“四为句”寄托的是一种理学情怀，所以民国时候大张“四为句”的是以“新理学”自居的冯友兰先生。钱基博先生是很推崇理学的，但是到了他儿子钱钟书这里，理学就变成这样了：“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宋诗选注·序》）”一位大家的珍宝，在另一位大家眼中一文不值，也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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