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后难免要对这书发表一点看法，写下读后感、书评之类的文字本是写作者的天性。而精彩的书评，则可以与原书作者、以及读者们发生共鸣。有些著作再版之时，甚至将部分书评作为附录列于原书之后，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理解角度。这个例子，最著名者，当然是《中国哲学史》与其附录的三份《审查报告》。
《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的旷世巨作，三份《审查报告》分别是史学大师陈寅恪（两篇）、哲学家金岳霖写的。三位民国大师的互动，共同成就了一段佳话。
三份《审查报告》都不长，放在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学术著作中算是很不起眼。但大师之为大师，就在于言简意赅之处往往足令后人深思。金岳霖先生提出的“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的问题，直到七十多年之后，2003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又不断被人们提起。回头看去，金岳霖先生的见解是很深刻而根本的。所以要理解一位大师，的确是需要时间的。
另外两份《审查报告》是陈寅恪先生分别为《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写的，这两篇具有典型意义，结合原文一起学习一下。
1．应具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先生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第一个著名命题，就是：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写书评就是和原作者对话，不仅仅是对于古人，对于要评介的任何一本书，都应该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同情不难，但是了解就很难。不是基于了解而产生的同情，则类似粉丝心态或政治站队，并没有思辨的力量。读者也许有很多，读懂作者言外之意的难得。朋友也许可以有很多，知己却最难得。
因为有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背景，所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自然无法避免与胡著作比较。当时的社会与学术界中，中西、新旧之间的取舍是很激烈的矛盾。蔡元培废经学科，取消了儒家的神圣地位，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胡适提倡白话文，用西方的逻辑思想构造出来一套“中国哲学”，这都是推进西化与新学的成果。
在此背景下，对故国学术怀有深情的陈寅恪先生，才提出“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旧学或有不好，或需要改进，但是应该了解后再发言。然而这种态度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用符号化的方式去看待民国以来的新旧之争，对董仲舒、朱熹等人予以政治站队式的批评，成为了以后几十年的主旋律。没有了解所以无所谓同情与否，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言论更是悬空的废话一堆。
陈寅恪先生指出，冯友兰此书的一大贡献，在于阐发了自佛教传入到朱熹理学兴起的关系，被称作是“一大事因缘”：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冯友兰以“新理学”自居，继承宋明理学的传统是其夙愿。而玄学兴起、佛教传入、理学大盛，对这一思想史脉络的整理，固然古人已经多有提示，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次超越门户之见而予以全面阐释。陈寅恪先生一语揭示出冯先生此书的要点，也揭示出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今后发展的一个主线。
尽管谢无量先生已经有《中国哲学史》一书出版在先，但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奠基意义，是无可取代的。除了创造出一套“中国哲学”的话语之外，先秦子学、魏晋玄学、汉唐佛学、宋明理学的主线叙事也功不可没。
陈寅恪
2．语境的意识
不了解文学史，是没法给文学作品给出意见的。不了解日本文学史，就没法具体对川端康成的作品写一篇书评。任何问题要置于一定的语境之中才有意义，日本文学史就是川端康成作品的“语境”。所以“了解之同情”的难处，在于对这部作品的背景有多么深入的研究。研究愈深入，对其中一具体作品的立意也就愈容易把握。
书评是散文中的一大类，当然也有一般的写法，现在称作“套路”。《四库全书》中的《集部》收录历代文集，著名学人的文集中都有几卷《序》、《跋》，除去为诗、书（法）、画所题之外，大多就类似我们今人所说的书评了。今天的学人出新著，一样会请自己的师长，或学界的前辈为己书作序。像朱熹这样的一代大儒，这种《序》、《跋》要写很多，因为很多作者都想被他肯定、推荐。陈寅恪先生写的这两份《审查报告》，就是很规范的《序》、《跋》类型的书评。
这一类作品读多了，会总结出一般规律来：通常作者会将这一作品的学科背景介绍一遍，然后再阐发这一作品的创新之处。纪晓岚为人作过很多序，比如一部关于《诗经》的作品，总是会将汉代以来的诗经学先介绍一遍，其他如《书经》、《易经》也是如此。纪晓岚那个时代的学术主题是汉宋之争，一部作品究竟是主汉还是主宋，或者是调和汉宋之作，就成为他最关注的焦点。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处的语境是新旧之争、中西之争，把握这个背景，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前提。反复研读陈寅恪先生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会发现句句不离新旧、中西之辩：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清末的时候诸子学大盛，是因为受到了西学的刺激。于是在《墨子》等著作中找到了“科学”的影子，并进而提出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甚至进而构建起一套“中国古代科学”的系统来。这是民族自信心使然，但是却离历史真相太远。所以叫“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八十多年过去了，新旧、中西之争辩仍然是文化深处的隐痛。隐痛从未在“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被正视，所以从来没有正真面对和尝试解决过。隐痛不能解决便终究是隐痛，于是“周易数理科学”、少年读经、女德、国学班等问题层出不穷，正是这隐痛不断幻化出的新现象。
晚年著述场景
3．提出自己的观点
书评应该建立在对原书的理解之上，但不应该只是对原书的复述。在评介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才是书评之为一创作的根本。
陈寅恪先生首先充分肯定了冯友兰此书的价值，认为：“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但绝非说他完全认同冯书的立场与观点，在《审查报告》的最后，陈先生有一段自述：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售酤，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陈寅恪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于是成了一桩大公案，究竟何为“不古不今之学”，大家聚讼不已。
陈寅恪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但是他从不写通史类的著作，以短篇的专题研究为主，所以要整体把握他的思想是很困难的。他之所以采用这种著作方式，本身就表达了他对古学与今学的一种态度。
可以作为对照的，比如梁启超对日本史学的评价：
日本以研究东洋学名家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于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于佛教，后藤虎次郎之于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于古石器，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显然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也是“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的这一类，这其实是近代史学的特征，梁启超先生仍停留在对传统的“通史”的执着上，并未能充分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意识是很西化的，至今看来都很超前。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则是深深同情的，与民国时候轻率地主张全盘西方的学者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这些都不是“不古不今之学”的真正理解，只有从三十年代往后看，直到陈先生身没，其“不古不今之学”才真正完成。上世纪九十年代对陈先生晚节的考据骤然兴起，对比其同时代其他学人的晚节问题，其“不古不今之学”的意蕴才终于可解。
可见“了解之同情”多么不易，而知己诚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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