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若木架，上如弦丝，甲骨文中的“乐”字就像一件古老的弦乐器，在铮铮作响。如风吟啸的笙箫加入了，似神明擂动的钟鼓也加入了......上古八音共鸣，缔造出礼乐并重的中国。”
音乐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华夏，最古老的音乐之声到底何时响起的？发现于中原大地的舞阳贾湖古笛，似乎能给我们答案。
贾湖文化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公元前7000-6600年，前6600-6200年，以及前6200-5800年，而相应地，古笛的类型也有三种，由早期开孔五六个，只能吹奏四声与五声音阶，到晚期的七声音阶。至此，我们知道了，最晚在8600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制作乐器演奏音乐，并且在7800年前，华夏大地上已经诞生了与现代音乐体系一致的七声音阶，彻底改写了世界音乐史，也推翻了郭沫若等学者所认为的“七声音阶外来说”。
音乐最初的诞生可能并不是仅仅为了欣赏与娱乐，更有可能是一种人类与神明沟通的媒介。人们发现在骨笛表面刻画有精细的几何图案，而制作一件骨笛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学计算能力，演奏骨笛也需要掌握娴熟的技法，在骨笛出土的墓葬中，还出现了占卜的龟甲，以上种种表明，骨笛的主人必然是一位拥有特殊身份的人——巫师。我们可以想象，在8000多年前的一次次巫术仪式中，部落先民围着篝火起舞，巫师吹响骨笛，试图用音乐与神灵沟通。
到了夏商时期，音乐不再是单纯的祭祀与祈祷，而是与舞蹈一起，转变成了对统治者的颂歌，比如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和歌颂商汤伐桀的《大蠖》。除了祭祀天地与神灵，音乐也演化成为贵族的宴饮与享乐的工具。在这漫长的时光中， 王朝更替，以石为磬，以丝为弦，以皮为鼓，以金为钟的一件件乐器不断诞生......终于，在3000年前，汇集而成“八音之乐”：分别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为材而制作的八类乐器。
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稳定，结合统治需要，周公“制礼作乐”，构建出了一套通过仪式与音乐对政治文化进行传播与教化的典章制度，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雅乐体系。“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周人相信，音乐是有灵性的，可以沟通天地神人，他们以诗歌为祷告，以乐舞相合，从而获得先祖与上天的赐福与庇护。125件“八音之乐”合奏一堂，在一支支乐曲声中，开启了华夏璀璨的礼乐文明。
伴随着周王室的衰败，“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传统礼乐制度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但是，人们的思想也获得了解放，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圣人诞生，中华文明迎来了辉煌的“轴心时代”。
音乐开始走下神坛，渐渐在民间兴起，蓬勃发展。于是，在汉代，诞生了由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汉朝的西北一带还出现了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的鼓吹乐，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正是源于此；人们还创造性地将歌舞、杂技、角抵合在一起，流行千年的“百戏”由此而生。张骞的“凿空西域”，使西域诸国的乐曲传入内地，东西方文化的一次次交融，使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的声音不断迸发新的生机，比如融合了本土乐器轧筝与胡人奚琴的二胡，以及一番番弃旧革新的琵琶......新的乐器逐次出现。
奏响千古的一篇篇名曲：《广陵散》、《猗兰操》、《酒狂》相继问世......到了大唐盛世，中国以歌舞音乐为标志的音乐艺术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高峰。一系列的音乐机构，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也相继产生，因此造就了一批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诗歌与乐曲相合而唱，汇集成华夏文明最绚丽的一篇华章。
宋元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文化的逐渐繁荣，音乐开始频繁出现于“勾栏瓦舍”之中，宋词、元曲相继出现，综合性的音乐表现艺术——戏曲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到了明清时，京剧、评剧、越剧、昆曲、黄梅戏等戏剧形式蜂拥而至，遍及全国；风格各异的歌舞音乐，如秧歌、木卡姆、囊玛、铜鼓舞、孔雀舞、跳月、芦笙舞等等，也在各民族中萌芽与发展；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更加多元化......
华夏之声，历经8000多年沧桑岁月，自远古的天边走向人间，在一次次的冲突与融合中，始终迸发着勃勃生机。那么，华夏音乐，未来又会走向何方？或许，答案已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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