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已先后离我们而去二十来年了。
我会常常翻看以前的相册,看着照片上父亲母亲的容貌,眼前就会浮现出他们的影子,耳边就会想起他们的笑声。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五十余年,虽然历尽艰辛,在一起的日子却弥足珍贵。他们的爱情也许不罗曼蒂克,更不轰轰烈烈,但却深厚绵长,日久愈醇,足可让我们子孙后代引为楷模。
父亲是怎样爱上母亲的,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可以猜个大略。
我祖父是国立奉新师范的校长,母亲是我祖父的学生。可能是我母亲的优秀引起了祖父的注意,便有意让我父亲跟她接触,如是一来二去,便有了感情;然后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成就了姻缘。
他们结婚后,我父亲从中正大学经济系毕业,在江西省百货公司当会计;母亲也在南昌铁路小学任教,那是他们一段幸福美好的日子。其间,我们兄妹三人相继出世。
1953年,妹妹出生后不久就患急性肺炎住院,远在铜鼓的外婆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到南昌来照看。当时正值土改后不久,外婆是工商业兼地主,属管制对象,外出是要请假的。她担心外孙女的安危,急如火焚,顾不得请假就走了。当地有绷紧了阶级斗争那根弦的人立即写信到父亲的单位,举报父亲“收留‘逃窜’地主分子”。公司领导同样阶级立场坚定,决定把父亲遣返回乡。
父亲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他没作任何分辩就挈妇将雏踏上了返乡之路。母亲的单位倒没有对她作出什么处理,但是,母亲怎忍心让父亲孤零零回老家,何况起因还是岳母?于是,她义无反顾地跟随父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回到了偏僻贫穷的乡村——赣西北的奉乡(现修水县上奉镇)。
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回乡后的艰难可想而知。由于我当时太小,那种艰难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只记得,夏天的夜晚,父亲常常搬一张竹凉床放在门前的禾场上,我和哥哥躺在竹床上看屁股上一闪一闪亮着灯笼的萤火虫。母亲就抱着妹妹坐在旁边的小矮凳上教我们唱儿歌:有“萤火虫,点灯笼”、“月光光,照四方”,还有“排排坐,吃果果”等。父亲则执一把蒲扇,一边为我们赶蚊子,一边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冬天的晚上,我们总是和邻居们在厅堂里围坐成一圈,燃起一个大树蔸,火上吊一只大壶烧水;我们一边香喷喷地喝着刚刚泡出的菊花萝卜豆子茶,一边在暖融融的氛围里津津有味地听父亲讲《聊斋》故事,什么崂山道士啊,画皮啊,聂小倩啊,总也讲不完。有时讲到关键处,父亲会停下来,这时就静得只听见壶里的水咕噜咕噜响个不停。突然,邻居大叔叫了一声:鬼来了!吓得我们兄妹几个直往母亲怀里钻。母亲疼爱地搂着我们,父亲却哈哈笑着说,不怕,哪里有鬼?这是古代一个叫蒲松龄的人借鬼狐在讲人间的故事哩。
母亲由于未受处分,一年后恢复了公职,在当地的小学任教。母亲有了工资,我们家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日子也过得略好些了。
1958年,为庆祝人民公社成立,要办一个展览。公社领导了解到父亲能写会画,就安排他去筹备展览了。父亲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忙了近一个月。他放大临摹了《主席走遍全国》这幅名作,画像安放在展览的入口处。画上的毛主席真人大小,手拿草帽,神采奕奕。参观者都被这幅画震撼了,纷纷说,画得真好,真像!
这一回,父亲长脸了,母亲脸上也整天放着幸福的光彩。我曾在晚上听见母亲夸奖父亲说,我们老晏的本事才露出一点点呢!语气中充满了自豪的甜蜜。果然,后来不久,公社创办民办中学,父亲即被聘为教师。
1959年,三年困难开始,粮食定量。父亲厨艺不错,总是想方设法把能代替粮食的东西做出花样来给我们吃。每次父亲千方百计弄来“原料”后,总要先“设计”一番,然后再进厨房精心“烹制”。母亲说,老晏你歇歇吧,弄出花来,也是这么些东西。父亲说,我没有本事给你们吃饱,这些“代食品”总要尽量弄得好吃些,最起码要不难吃才行。说得母亲流泪了。
我初中毕业时,文革开始了。因祖父和外祖母的阶级成分问题,我失去了继续读书的资格,回乡务农了。父亲于民办中学解散后就在公社茶垦队(兼业余剧团)做会计,后来由于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了舞台,茶垦队也解散,父亲又回到生产队了。
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朦胧听到母亲对父亲说,你能写会画,算账又是一流的,想办法去帮人家查查账、做做会计也好啊。父亲支支吾吾地说,也要人家请你做呀。母亲说,全公社各个大队都有茶垦队的人,他们谁不知道你会算账?请他们帮帮忙就是。想必父亲真的找了茶垦队的人,不久果然有人请父亲算账了。
父亲算账真是有两下子,不管什么烂账,他都能弄得清清楚楚。于是,陆续有人来请他算账,本大队也有几个生产队请他做会计。每月一个队算两天账,几个队就十多天,有时还要到其他地方查账,这样,他下田的时候就少了。
周末母亲回家,父亲往往还在外面算账,有时直至深夜,母亲就做好饭菜暖在锅里,然后坐在煤油灯下,一边为我们缝补衣服,一边等父亲回来。
有一次我睡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坐在灯下,昏黄的灯光给母亲的脸涂上了一层暖融融的红光。她时而抬手在头发上抿一抿针,专注地密密缝补。我心头突然涌出了那首“慈母手中线”的古诗,同时觉得,灯下母亲的形象就是一幅油画,是中国的《蒙娜丽莎》。
后来,全国上下搞“红海洋”,到处写毛主席语录,建“忠字门”,父亲又被请去画毛主席像,写语录。这时母亲却担心了。写语录倒没什么,画毛主席像是有风险的,万一有人说画得不像,说你别有用心怎么办?但是,不去画也不行,会有人说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抵制文化大革命!父亲只能更加精心地画,每一笔都一丝不苟。
母亲的担心果然成了现实,父亲被挂牌游行了,挂在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恶毒丑化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看惯了批斗“走资派”,父亲并不因此而悲伤沮丧,放下牌子回到家里仍然没事人一样。母亲却赶紧查看父亲被挂牌的铁丝勒烂的颈项,噙着泪轻轻地为他涂抹红汞。
父亲反过来安慰母亲说,不要紧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挂牌。他们书记、主任、贫下中农都有挂牌的,我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比起他们来也不算委屈。母亲无语,只是默默地从鸡窝里捡了个鸡蛋进了厨房。
不久,母亲也下放到公社的“五七干校”去劳动。这时,轮到父亲为母亲担心了:你从未参加过集体劳动,日晒雨淋的,受得了吗?母亲也笑笑说,又不是我一个人下放,这么多人下放劳动,别人受得了,我就受得了。父亲默默为母亲准备了毛巾、水壶和一个大草帽,还在草帽上画了一个红五星,说,让红星保护你吧。
后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了,提出教育学大寨,提高教学质量,公社办起了中学。母亲重新回到学校,并调到了中学,父亲也作为民办教师到中学任教,他们终于都重新有工作并在一起了。这时虽然日子过得仍不宽裕,但却过得非常舒心,父亲母亲脸上总是盛满了笑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在公开招聘教师时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成了公社中学的语文教师,和父亲母亲在一所学校工作了。
父亲母亲总是告诫我,你不是师范院校出来的,全靠自学才有了今天,要多听老教师的课,向他们学习,同时结合自己自学的经验,指导和鼓励学生自学,这样才能教出你自己的特色,教出成绩。
八十年代后期,父亲母亲先后退休了,我也因为出色的教学成绩调到了县一中。这样,全家陆续都进了县城。
我们兄妹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都忙得不亦乐乎,只能周末到父母那里看看,跟他们聊聊天,做一些他们做不动的事;有时也带点好吃的给他们,在那里吃顿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他们显得十分满足。
母亲节俭惯了,有什么好吃的总是舍不得吃,要留着给我们吃或待客,常常把一些咸鱼、腌肉什么的留得发了霉,洗洗再自己吃。父亲怕母亲吃了发霉的东西影响身体,说扔掉算了,吃坏了身体划不来;母亲却不愿意,还埋怨父亲不会过日子。我们劝母亲说,现在条件好了,不要太省了,有什么好吃的就趁新鲜吃掉。母亲说,什么都吃掉,突然有客来了怎么办?留有一点好东西,心里才踏实。
1995年,县一中为改善教师的住宿条件,决定集资建宿舍。我符合集资的条件,却因为没有钱,打算不要了。母亲知道后说,一辈子都没有住过新房子,为什么不要?你找朋友借一点,我们也找朋友借一点,凑在一起一定要交上集资款。这回沾你的光,我们也尝尝住新房子的滋味。说得我心里酸酸的。
一年后,宿舍完工了,父母先于我搬进了新房子。新房子宽敞明亮,视野开阔,父亲母亲住得很惬意。早上,父亲和退休教师一起在操场上打太极拳,母亲在家里准备早餐;白天,老两口或是并肩上街,或是到朋友家串门,或是在家看书报;晚上,他们总是坐在床头看电视。
在一些退休教师的邀请下,他们偶尔也会打打小麻将,总是母亲打父亲就在旁边看,父亲打母亲就在旁边看。有时候,为商量一张牌怎么出,两颗顶着白发的脑袋凑在一起,还真是一道动人的风景!
有一天,母亲弯腰打米打算煮饭,突然一歪就倒在地上。我们把她送到医院,经检查,原来她早就得了脑瘤,且是在脑干的部位!因脑瘤压迫了神经,所以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摔倒了。这以后,母亲就每况愈下了。先是行动不便,后来是看东西模糊了,再后来开始头痛,慢慢地终于倒床了。
在母亲患病的日子里,父亲尽心尽力地服侍,扶上扶下,接屎接尿,喂饭喂药。总看见父亲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为她读书读报,还开着电视让母亲听,一边为她讲述电视上的画面。
父亲迅速地消瘦下来了。我们心疼他,要请假服侍母亲,母亲和父亲都不让,说是不能耽误了工作,只让我妹妹和做护士的小侄女来帮忙打针。我和哥哥只好在晚上轮流看护母亲,让父亲能睡个安稳觉。
后来,母亲昏迷了,父亲终日坐在母亲身边,握着她的手,盯着她的脸,不动,也不说话。我们兄妹担心父亲的身体,反复劝说,才把他劝回家休息。
那天晚上,母亲就不行了。我们兄妹守在母亲身旁,看着她呼吸渐渐微弱。突然,母亲努力地睁开眼睛,轮流看着我们几个。我们明白,最后的时间到了,忍住悲痛,几双手叠在一起,握住母亲的手说,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父亲的。母亲欣慰地微笑着,永远闭上了眼睛。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错的。母亲走后,父亲迅速苍老了。原本乐观开朗的他,变得寡言少语了。母亲年纪大了后,很爱唠叨,而父亲就是她唠叨的当然对象。现在一下子突然没有人唠叨了,父亲怎能不感到格外寂寞?
有时我们用洗衣机洗衣,父亲会神色凄然地倚着门框看着。我知道刚搬到县城时,父亲怕母亲洗衣太累,买了个洗衣机,但是除了洗被子,母亲一般不用。有时父亲把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正要启动,母亲就急忙制止。父亲嘿嘿笑着说,买了洗衣机不就是洗衣的?母亲立即唠叨起来:就几件衣服,用什么洗衣机呀。花了一百多快钱呢,你以为是十几块吧,还要费水费电。吃不穷,用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你是苦日子没苦够,还想受穷啊!
住进新房子后,晚上父亲母亲一起坐在床头看电视,看着看着俩人都睡着了。母亲突然醒过来,见父亲正打着呼噜睡得香,就摇醒父亲唠叨起来:看看,看看,开着电视睡觉,也不怕浪费了电!父亲愣了一下,明白过来,笑了:你不也睡着了?母亲更有理了:知道我睡着了怎么不关电视?你是扣儿子的电费不心疼?
我曾背着母亲问父亲,妈那么唠叨你不烦?父亲说,听惯了。你不知道,听她唠叨也是一种享受呢。
后来,听退休的老教师说,他们有时在一起打麻将,不慎说起母亲,父亲立刻眼眶里蓄满了眼泪,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母亲了。
大约是思念过度所致吧,也许是跟着母亲吃了那些发霉的食物,一年后,父亲得了肾癌。手术摘除一个肾后,病情有了好转。谁知第二年癌细胞竟转移到了骨髓!虽经多方医治,却阻挡不了病情迅速恶化,不久就昏迷了。
在他昏迷前一天,父亲要我找出一盒磁带反复放给他听,那里边有苏芮唱的《牵手》。我把磁带插进录音机,按下反复播放键后,低下头背着父亲流泪了。我明白,父亲是要追随母亲而去,和母亲永远牵手了!
二十年前重阳节那天早晨,因癌细胞扩散救治无效而昏迷了一天一夜的父亲突然苏醒了。他艰难地睁开眼睛,向围着病榻的我们兄妹环视一圈,突然费劲地抬起左手,向朝南的窗口指着。我们兄妹一时都不解其意。南方?南方还有什么父亲放心不下的?
对了,母亲的墓地在南面的方向!
哥哥试探着说,爸爸,你放心,我们记得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三弟已经到公墓去祭拜了。
父亲听后手就放了下来。
当天晚上,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担心的是父亲;而父亲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最后一次情感表达竟然也是对母亲的牵挂!更巧的是,父亲的忌日,正是母亲的生日!这难道仅仅是巧合?不,这是天意,是父亲和母亲爱的宿命!
在整理他们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他们的结婚证,想不到五十多年了还保存得这么好。我们还在母亲的眼镜盒里发现父亲写的一首诗——《金婚赠老伴》。诗曰:
风雨同舟五十年,相依为命心相连。
辛酸苦辣皆尝尽,喜怒哀乐装心田。
植桂培兰咸爱菊,耦耕课读共维生。
谁说暮年近黄昏,丹霞生辉半边天。
这首诗概括了父亲母亲一生走过的道路、历经的苦难和永恒的爱情,特别是颈联。他们都是教师,“植桂培兰”,桃李满天下,又养育了我们兄妹,且都成才了;“咸爱菊”是说学生和我们都爱母亲,母亲名为“陶菊”。他们都耕作过,却又从未丢下过读书,同尝着辛酸苦辣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名为“宁生”。这一联用藏尾嵌名的方法,表达了父亲对母亲的爱,表现了他们的“心相连”。从诗的尾联看来,父亲对今后的道路还是乐观的,有信心的,坚信暮年还会“丹霞生辉”的。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母亲在,能“风雨同舟”,就会“丹霞生辉”,就有了“半边天”!
这,正是父亲母亲不褪色的爱情的见证。
网友评论
我老伴他家有个老爷爷当过满洲政府的家长。都没在一起过日子。文革时他们全姓都是满政府家长子弟。就得好好在家种地。当兵,当工人都没有份。
今朝回想几重天。
别问相思多少泪,
唯留爱意在心间!
看来,晏姓米老师家是旺门大家呀!敬佩,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