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上）丨蛇口试管3-10

第二章 春天的故事

第十回 蛇口试管  蒋开儒谱曲新时代  欧阳公走进中南海

一、《春天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1979年，因为要去香港探亲，蒋开儒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时候看到的是一片水草，从田埂走到火车站，穿过铁丝网通过罗湖看到香港。1992年，从黑龙江穆棱政协副主席、县文联主席岗位上提前退下来的蒋开儒，只身前往深圳，并在一家艺术团谋得一份工作。

第一个月发工资，会计给了他一摞钱，全是10块一张的，一共3大叠，这么多！他有些不相信地问：这钱都是我的吗？会计说，你的工资是1600元，还有稿费、福利费，以及这个费那个费，一共3000块钱。原来在东北月工资200块，现在一下子就拿3000块，视觉上第一次受到很大的冲击。

接着，他到深圳的银行存款，常看到有人用黑塑料袋10万、20万元现金装了就走，亲眼目睹一个年轻姑娘在银行整袋整袋地取钱。一下子就感到深圳真是有座座金山的感觉。13年便奇迹般崛起一个现代化城市，令蒋开儒充满无穷想象。

1992年12月16日，蒋开儒在一家博物馆里，看到了招商局当年的一份工作地图。有一个圈，圈里写了两个字“关内”。之后，他在深圳的外边走了一圈，看到有铁丝网网着，铁丝网的里面是“关里”，铁丝网的外边是“关外”。‘关里’、‘关外’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些铁丝网，让在他心中积蓄多年的激情瞬间爆发：“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天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啊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1993年1月17日，《深圳特区报》在副刊版刊载了这首《春天的故事》。蒋开儒拿着报纸找作曲家王佑贵谱曲，正式发行。由深圳女歌手刘绍文在广东省青春歌曲创作大赛决赛上首唱。1994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并由董文华演唱，为国人耳熟能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其手稿被收藏在深圳博物馆。

后来的1996年8月，蒋开儒很快又写了一首歌，歌名叫《中国有幸》。后来，深圳市委征集歌曲向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献礼，罗湖区文联便推荐了这首，经过修改之后又改名为《走进新时代》。曲作者印青、歌唱家张也用最动情的旋律和悦耳的歌声，再次唱响大江南北。

二、“蛇口试管”

1、第一个经济特区

《春天的故事》，写的是深圳的发展。后来被隐喻为，说1979年“是一个春天”，是因为1978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圈”指的是建立经济特区；“有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指的是邓小平。其实在此之前，这个圈就已经画好了。

1978年6月，就在赴国外的中央考察团相继归国汇报之时，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袁庚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两个月后，结束调研的袁庚离港返京。根据调研的结果，10月9日袁庚写成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上报中央。 当月，62岁的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

中国招商局是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抗日战争期间总部设在香港。1950年，香港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当年船王包玉刚只有两条船，到1978年，包玉刚却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了。

袁庚执掌招商局时，招商局仅处香港一隅。经过考察，袁庚发现了深圳西部与香港隔海的深圳湾南头半岛东南部一块陆地，与香港隔海相望。因其形似出洞的蛇头，当地人称之为蛇口。

蛇口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是海外船只驶向广州前的重要停靠点。郑和下西洋也至少五次于赤湾一带中转或上货。不过，1978年前的蛇口只是海边小镇，也就是个小渔村，几百户村民过着“日出而渔，日落而息”千年不变的生活。

袁庚将自己的计划向刚从德国考察回来的交通部长叶飞汇报，两人一拍即合。袁庚还同广东省委交换意见。正急于杀一条出路的广东，对此正是求之不得。广东省、交通部立即联名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招商局在蛇口境内建立工业区。

这份报告于1979年1月6日发出，当月下旬就接到了国务院通知：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要召见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1月31日，大年初四上午10时许，新春爆竹的硝烟还未散尽，袁庚走进了中共中央决策核心地中南海。

袁庚汇报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爽快地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

袁庚立即起身，从李先念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送过去，李先念接过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当时，对这片足足有30平方公里的土地，袁庚心中有顾虑，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2.14平方公里。

李先念又转身问谷牧：“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回答说：“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好了。”

李先念说：“好，我批。”便在报告上写道：“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2、“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袁庚怀揣着李先念划过圈的广东省宝安县地图，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试验区“蛇口工业区”。出生于广东宝安的袁庚，本名欧阳汝山。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

当时香港招商局总部是1966年将原4层办公楼改建而成的14层楼，这里已经不适应发展需要了。袁庚等人选中了一幢24层的商业大厦。

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对方老板急切地就要把手续办下来。袁庚觉得，为了庆祝买卖成功，合作愉快，希望对方赏脸，大家一块吃个午饭庆贺一下。但是，不管袁庚怎么说，对方就是不去酒楼吃饭。最后双方决定只是吃个快餐。就餐结束后，对方还再三约定袁庚，下午两点一定要“准点”、“无论如何”要赶到，双方把手续办妥。此时的袁庚并不清楚对方为何如此强调时间。

为了不失约，他催促财务及时把2000万元的转账支票填好，一行人准时赶到了。到达时，袁庚发现：对方老板的汽车就停在楼前，没有熄火，司机也在驾驶座上随时待命。就在双方办完各项手续，袁庚把第一笔款项的支票递了过去，“验明正身”后，双方签字。

此时，对方拿到支票后，留下一人与袁庚等人商谈善后事宜，其他人则立即起身，左右护卫着拿支票的人快步下楼，迅速钻进了轿车，箭一样地奔向银行。

后来，袁庚才知道，香港银行星期五下午3时停止营业，下星期一上午9时才开门。2000万元港币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钟之前没有交到银行账上，对方就要白白损失3天的活期利息。按照当时的浮动利息14厘，三天就是28000元。这件事让袁庚深受触动，“香港人真的把时间当做了金钱！”

回到招商局，袁庚随即开展财务检查，发现不少子公司不及时进账，有人把支票搁在家里过夜根本不当一回事。袁庚把这次所受到的教育称为“香港第一课”。１９８１年底，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第一次矗立在蛇口工业区。

当时，有人还给它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1984年1月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把目标放到了正饱受争议之苦的深圳特区。在“海上世界”游船上，袁庚斗胆向邓小平提起这个敏感的话题。

袁庚问：“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道这提法对不对？”邓小平说了四个字“很好！很好！”

１９８４年国庆，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深圳蛇口工业区彩车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口号，也成为最能体现当年改革开放的标语。

3、“四分钱奖金”引发的分配制度改革

１９７９年８月，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交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当时，工人每月除基本工资外，按等级每月分别发给７、６、５元奖金。工人们对每月几元钱奖金兴趣不大，干劲不高，每人每天８小时运泥２０至３０车。随后，四航局工程处为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从当年１０月开始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即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２分，超过定额每车奖４分钱。实行这一制度后，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８０至９０车，干劲大的甚至达１３１车，可领奖金４．１４元。然而，到了１９８０年４月，这个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

袁庚于是请来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内参》清样上批字，并转给谷牧。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又恢复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中国内地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平均分配’这一被视为社会主义最主要特征之一的分配制度，首先被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打破。

1984年，蛇口组建了蛇口区管理局，隶属于深圳市。4年后，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行政机构改为董事会，袁庚被选为董事长。一系列改革试验率先在蛇口推行后，被推广至深圳以及全国。后来，搅动中国商业风云的众多知名企业都从蛇口走出。

1992年，75岁的袁庚退休。此时的蛇口，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堪比“亚洲四小龙”的5000美元。

中国改革看深圳，深圳改革看蛇口。被誉为“深圳改革先行者”，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的袁庚，恰恰在37年后的2016年1月31日，因病在深圳蛇口去世，享年99岁。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

三、小渔村“发”了

1、搬掉了罗湖山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１９８０年。当年,深圳有过一次“大讨论”。规划深圳首先开发的片区时,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先开发罗湖,一派主张先开发上步。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支持开发罗湖的意见,他说:“罗湖是外商进入国门后的第一站,关系到深圳乃至中国的形象。我们要成功地进行招商引资,一定要先拿下罗湖。搬掉罗湖山,土方正好来填平那些洼地,岂不是一举两得。”。反对者把“状”告到省里。

12月12日，广东省委常委开会讨论。正好到广东考察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在会上发言。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决定炸平罗湖山,用罗湖山的土,垫高罗湖片区的地势。不到一年,蹲踞在罗湖关口附近的罗湖山倏然消失了。90万立方米的罗湖山,化成罗湖片区的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2、首家中外合资宾馆

1980年元旦,香港商人刘天就一早就过了罗湖关。他看中的是位于罗湖东门北路的一块地。当时宝安县的干部参加劳动,在那儿种了一片竹林。中国的第一家与外资合办的宾馆竹园宾馆,就在这一天拍板兴建。

第二年,宾馆一期工程完工，正式开业，住客多是港人。于是，合作的摩擦很快就出现了。港方要求,服务员每天都要清理一遍客房,保证房间没有臭味。中方服务员认为十天半月清理一次就足够了。港方要求女服务员每天都要抹口红,中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服务员上班懒散,慢慢腾腾。港方刘天就准备撤资。

最后,在市政府的调停之下,竹园宾馆正式引入香港用工管理办法,打破铁饭碗,收入与表现挂钩。竹园宾馆的工资是港币发放，在当时拥有外币乃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在竹园宾馆工作被视为美差。

3、第一个商品房小区

竹园宾馆并不是刘天就在1980年元旦这一天的唯一收获。这一天,刘天就和深圳方面还签订了一个“补偿贸易”:深圳出地,刘天就出资金,双方合作开发一个小区“东湖丽苑”。与刘天就洽谈这一项目的是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

项目还没等动工,仅仅是设计图纸刚刚出来,1980年春节期间,刘天就就开始在香港打广告卖房,并由深圳方面承诺,一次性付款,优惠9.5折,同时提供购房入户,每家大约配备3个户口名额。

当时一次推出108套房,户型面积大约50-60平方米,均价2730港币/平方米,一套房仅约1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5万元左右，和香港楼价相比,便宜了一半以上。前后共有5000多人排队购房,最后只好抽签定盘,一次性售罄。早在开发之初，这些房子在香港就已被抢购一空。买家绝大多数是香港人，和一部分华侨。当天香港有13家媒体来广州采访，轰动羊城。

“东湖新村”由此成为国内第一批商品房，小区竣工入住后,按照香港的模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浪漫爱情影片《庐山恋》中的美国外景就是在这里拍摄。

4、“八十年代第一春”

很多人记忆中的小“渔村”,距离罗湖边检站只有几百米。深圳河畔的居民在深圳河中洗衣洗菜,捕鱼捉虾。当时，深圳有两个镇和15个公社。深圳建市,张勋甫被广东省委任命为首任市委书记。

成立特区,给深圳人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是,加了一次工资。当时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粮油统一供应,副食品价格放开,市场物价上涨不少,人们的工资当中有了特区补贴一项。

1979年,7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厂房租金给村里带来可观的收入。深圳到处是工地，村民们利用货船开始跑运输，有了启动资金后，又买了汽车。1980年,渔民村出现了36户“万元户”，成了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家家盖起了别墅。许多当年逃港的人,又开始回到深圳。

1984年，村支书吴伯森问前来视察的邓小平:“政策会不会再变？”

邓小平回答:“政策会变,不过是变得越来越好!”

1980,年元旦，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表了通讯《喜迎八十年代第一春》。文中写道:“当八十年代降临的时候,我们正在祖国南方的门户深圳进行采访。虽然大自然的冬天还没有过去，但是，我们却在这里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春天的气息。”

5、“深圳速度”

１９８１年，梁湘来深圳接过吴南生的班，任深圳市委书记。当时深圳的大型办公楼，在建的只有一座２０层的国际商业大厦。梁湘等提议再建一座标志性的国贸大厦。

梁湘把当时在深圳的３８家内地部门召集来商议，建议把这座大厦作为各省市设在深圳对外发展的“窗口”，由大家出资，一家一层，每平方米造价约８００元。初定建３８层，比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南京的金陵饭店高一层。

但在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时，大家感到３８层的高度还不够，与香港也没法比。结果议定建一座地上５０层、地下３层共５３层的大厦。顶层要能停直升飞机。５３层的国贸大厦标高１６０米，将成为深圳特区享誉全国的标志性大厦。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５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三天一层楼”就此成为“深圳速度”。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途中特地参观了国贸大厦。2000年11月14日，深圳召开庆祝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大会。同时，在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上，矗立起一尊邓小平的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