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回 文艺风波 向英杰开篇有三问 张女星接拍第一吻
一、邓丽君与偷听敌台
1970年代末，电台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与大陆电台的音乐充斥着铿锵有力的豪迈歌曲相比，境外电台传出的邓丽君的歌曲《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等让人们紧张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放松。
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把台湾当作敌区，敌区的电台就是敌台。苏联和美国的对华广播曾经也被当作敌台。国人即便调台时偶然碰上，也要赶紧把频道从敌台中调开。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就有被判刑的可能。
敌台总是被严重地干扰，声音忽大忽小，有时都无法完整地听一首歌。后来，人们发现，澳洲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非常清晰，甚至超过国内的一些广播电台，几乎没有受到过大陆的干扰。澳洲电台转而成为人们收听邓丽君的最佳选择。
1979年开始，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开辟对大陆听众广播的《邓丽君时间》节目，节目每周播出6次，每次25分钟。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节目才停播。这样的播出方式被称作是”柔性的政治宣传。“
二、《大众电影》吻照被指责为“堕落”
《大众电影》半月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
1961年底，由周总理亲自提议，各大电影厂提名，最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首次评选出赵丹、孙道临、谢添、白杨、田华等22位新中国电影明星。从1962年起，每年举办电影百花奖。后来在文艺整风运动中停刊。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剧照。在欧洲中世纪华丽宫殿中，王子与灰姑娘在蕾丝裙和手棒花中闭眼拥吻。但编辑部很快便收到了署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问英杰”的来信。
这位新疆兵团的政工干部“非常愤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开篇一连三问：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
最后，问英杰带着挑衅口吻写道：“你们如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9亿人民鉴别一下，那才算是‘百花齐放’。
主编林杉与唐家仁拿着这封信，到影协书记处请示后，认为可以刊登。在《大众电影》全文刊登这封信之后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来信来稿11200余封，最多时，一天收到来信近七百封。
这张接吻剧照，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也让《大众电影》的销量大大增加。伴着美人封面和郭沫若提写的行书刊名，迅速热销全国。一度创下965万份的发行神话，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超出了《读者文摘》。《大众电影》也给几代影迷留下美好记忆。
《大众电影》之所以当时中国最潮的杂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每期的封面都是当红女星。1979年5月，陈冲首次登上《大众电影》封面。刘晓庆先后9次上过封面或封底。潘虹、斯琴高娃、山口百惠、陈晓旭等，很多人都是通过《大众电影》认识了她们。
就在《大众电影》这张接”吻照“刊登一年后，电影《庐山恋》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侨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周筠回到祖国庐山游览观光，与中共高干子弟耿华巧遇，两人一见钟情并坠入爱河的故事。
张瑜扮演的“周筠”是个在美国长大的华侨，性格奔放，她一反当时女青年的恋爱常规，抛却腼腆与矜持，大胆向男青年进攻，主动袒露情怀。而当时最让人们震颤心灵的是，张瑜在男主角郭凯敏蜻蜓点水的一吻，成为当时一代人都面红耳赤的集体记忆。
其实在最初的剧本中并没有设计这个情节，但置身于山清水秀的庐山之中，才让导演黄祖模萌生了拍摄这个浪漫镜头的想法。到拍摄时全组清场，警戒线更是拉到了二里外。张瑜当时嘴巴轻轻一碰更是浑身发抖。
自此，中国人在大银幕上迎来他们心中久违的浪漫爱情，那时人们常挂在嘴里的一句话就是：“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张瑜也因此被看作为是新中国电影“第一吻女星”。
三、“歌德”与“缺德”的争论
文化禁锢被打开，创作源泉得到释放。而文学创作一如既往担纲主角。其中包括《十月》、《当代》、《收获》、《钟山》、《花城》等一批大型文学刊物相继创刊和复刊。
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重返文坛的老人。另一部分是一大批文革后崛起的新人。文学的主潮也从“伤痕文学”进一步发展为“反思文学”。作品不仅写了文革灾难，而且把批判和暴露的笔触延伸到文革以前。
当时，由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应不应该“暴露”、能不能揭露社会“阴暗面”等问题上。
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呵！文艺〉的文章。作者认为，“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这种争论终于因《河北文艺》发表李剑的《歌德与“缺德”》的文章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争论。文章强调说，“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
文章作者把现实描绘成“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批评“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了棍子准备打人了。”
《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的文章，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歌”文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
争论逐步升级，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9月4日至7日，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召开。胡耀邦到会讲话，关于“歌德”与“缺德”的全国性争论趋于平息。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等11人为副主席。
这次大会，是周扬复出工作后与全国文艺界正式见面的一次。周扬已不止一次地忏悔道歉。他说：“你们所受的委屈和伤害，我的道歉，千句万句都无济于事，只不过表达一点我的内疚和不安！”周扬的忏悔姿态得到了许多人的谅解。诗人艾青赠给周扬两句话：“俱往矣，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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