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列传》
名列七十列传之首。
《太史公自序》:“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天下重器
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
“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对继任者长时间的试用,然后才进行权力移交,这是为了体现天下之重。
司马迁疑惑为何许由、务光这些先贤不见于六经呢?
章太炎认为许由即上古传说系统中的皋陶。
求仁得仁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幼子,国君打算立叔齐,但国君去世后,叔齐却要把王位让给大哥伯夷,伯夷跑了,叔齐也跑了,最后只好立次子为国君。
伯夷和叔齐投奔西伯昌,但西伯已死。西伯之子武王装载西伯的木制牌位伐纣,伯夷叔齐劝阻: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姜太公出来打圆场。
武王灭商后,天下都以周朝为正宗,但伯夷叔齐以为耻,最后饿死于首阳山。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清人梁玉绳对此有十条“不可信”。
武王伐纣乃正义之举,伯夷叔齐将其视为以暴易暴,完全错误VS武王伐纣虽为正义之举,但表彰伯夷叔齐也就是对企图颠覆无上君权的越轨理念进行狙击。
这一辩论的实质是君权智商和正义至上两种不同政治原则的较量。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采薇》。
天道何报
“或曰:‘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出自《老子》第七十九章。司马迁对这一说法产生怀疑,最后悲愤质问苍天:“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近乎固执地坚持探求《论语》与该传的矛盾,着眼点却在伯夷、叔齐是否有怨,根源就在于。在他的价值世界里,凡俗所谓的天人感应、因果报应之说已经轰然倒塌。而正义与权势、气节与财富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也正以一种特殊形式在他心头重起波澜。
各从其志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有不同理解。
清代顾炎武认为:“其重若彼,谓俗人之重富贵也;其轻若此,谓清士之轻富贵也”。
《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原本是指人们对死的两种态度:一些人把死看得和泰山一样重,珍惜生命,不轻易赴死;而另外一些人则把死看得比鸿毛还轻,只要现实需要,视死如归。但被后世之人误读成为了道德判词:一类人道德高尚,其死比泰山还重;另一类人卑鄙龌蹉,其死比鸿毛还轻。
附青云之士
“‘君子疾没于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君子疾没于世而名不称焉”出自《论语·卫灵公》。
“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出自贾谊《鹏鸟赋》。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出自《周易》乾卦。
文体
此文相比《史记》其他篇章,疑问、议论与感慨多得多。
明代陈仁锡点评《伯夷列传》的文体:
“颇似论,不似传,是太史公极得意之文,亦极变体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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