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逝世后，次辅张四维进位首辅，此人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张居正当政之时，张四维是张居正改革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而张居正一去世，张四维就成了张居正改革的反对者，当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改革态度的影响。
用人不当而导致改革失败的先例，在王安石变法时就已经上演了，王安石信任吕惠卿，而吕惠卿却背叛了王安石，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时间的积累，所以改革要成功，必须要保证改革的强有力的连续性，在制度上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最终才有可能实现改革的初衷。反观张居正改革，且不说后继者张四维将张居正的改革制度作进一步完善，就是连他的改革精神都没有传承下去，相反倒戈成了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张居正而言，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政治的残酷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情，这确实是令人寒心的。
张四维是一个能臣，但处世圆滑，城府极深，高拱、杨博、王崇古都曾经提携过他，所以他能够受到张居正的重用，可以看得出，张居正在用人方面更注重于实干之能臣，对于个人的品质问题并不放在首位，但对清流一般持排斥的态度。
比如说海瑞，海瑞是一个清官，他的心地是光明的，他还在福建南平任教谕的时候，见到视学，周围的两名官员连忙下跪，而他只是作了一个长揖，正好形成一个笔架的形状，于是，“海笔架”的大名就在官场上传开了，老百姓爱戴他，一部分同僚尊重他，一部分同僚挤兑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民间一直传诵着《海公案》的评书，他在老百姓的心里就是“青天”。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海瑞的为人，他不畏权贵，敢犯龙颜，嘉靖四十五年，海瑞针对嘉靖皇帝迷信方术，不理朝政等弊端，向嘉靖皇帝呈上《治安疏》，嘉靖皇帝读完后十分愤怒，准备杀了他，幸亏当时的首辅徐阶极力劝阻，方才救了他一命，然而，等到徐阶退休之后，由于家乡的土地田亩问题，身为地方父母官的海瑞丝毫没有容情，甚至在看到张居正的信后（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为了此事曾写信求救于张居正，张居正便写信让海瑞照顾一二，然而海瑞没有答应），还是严办了徐阶。
这样的铁面无私连张居正都深感佩服，很多人曾说，张居正掌政十年，没有启用海瑞，是由于海瑞是清流，不一定有能力办好变法改革的大事，其实并不尽然，须知海瑞在淳安知县任上就已经开始实行“一条鞭法”的改革了，这比起张居正在全国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要早得多，因此，在改革的问题上，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张居正不启用海瑞呢？
其原因是因为海瑞性情耿直，不通世故，不懂权变，而变法改革又随时会触及到权贵的利益，这当中需要太多的政治策略，光靠单纯的道德力量是不能在“官僚腐败”的官场办得好事情，而前文所说的张四维却可以在这样的官场上游刃有余，张居正的改革需要的是有政治头脑的循吏，所以，张居正一直没有启用海瑞。
在循吏和清流之间，张居正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能臣，尽管会冒几分风险，对于张四维和海瑞的选择就体现了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一切以处世为人的能力和精明练达的程度作为用人标准，至于名声和口碑，在政治家眼里绝没有政治谋略重要，“宁用循吏，不用清流”就是这个道理。
昔日的政治盟友转眼变成政敌，张四维如果说这是张居正的不幸，那么邹元标则是张居正的大幸，此人也是典型的清流，曾因政见不合被张居正廷杖致残，四十年后，已近饕餮之年的邹元标已官封都察院左都御史，作为东林党的领袖，望着江河日下的大明江山，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年前励精图治的“救时宰相”张居正，于是邹元标在天启皇帝面前为张居正平反奔走呼号，国难思良臣，天启皇帝欣然准奏，恢复了张居正的官职，并给予祭葬，这位身后蒙冤四十年的名臣，而今终得平反。
这件事不但让邹元标遭到了政敌的攻击，甚至许多东林党的同僚也不理解，左光斗就曾问邹元标：“你当年骂张居正，今天又为张居正说话，不是首鼠两端吗？”邹元标感慨说：“沉浮半生，方知江陵（张居正）之艰辛也。”“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另一位清流海瑞也有同样的评价，认为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他们终于明白了对一位手握权柄的历史推动者的良苦用心，那便是不能单纯的用道德观念来衡量，而是一切是国家利益为重，迟到了几十年理解，或许能让张居正含笑九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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