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洋商争利”到“固家守业” ——清末民初盛宣怀财富观的转变文

盛宣怀其人，历经清末与民国两个历史阶段，在朝代更迭的大背景下，其“官商”、“皇商”的身份相当惹眼。一方面，得益于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大力支持，盛宣怀参与了招商局、汉冶萍等企业的创建，并在其中积累大量个人财富；另一方面，面临政权更迭后的不确定性，盛宣怀在各方势力中不断游走，其出发点实质转变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一． 官督商办：盛宣怀“损公肥私”之路
盛宣怀身处其时，正当清廷日益衰败而汉族地方督抚渐有大权之时，在盛宣怀活动的前期，李鸿章是其主要的政治依靠力量，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开展，在“师夷长技以自强”、“救国保种保教”等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迅速开展，一系列近代官办、官督商办企业迅速开办，其中盛宣怀主导了轮船招商局的兴建，并任总办。
但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权势倾颓，盛宣怀开始转换门庭，投靠于胡广总督张之洞门下，而期间最为重要之事便是“汉冶萍”公司的创建，在盛宣怀“集商本”思想的主导下，大力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最终促成“汉冶萍”由“官办”到“官督商办”的性质转变，而在其中，盛宣怀也为自身也积累起巨额财富。
如果说损公肥私只是当时官场腐败的一个表象而已，那么“集商本”一事可视为盛宣怀本人是有“与洋商争利”的伟大政治理想在内的，在当时的中国，发展以钢铁为代表的近代重工业是自强的根本之策，而贫弱的民族资本主义是无力承担此项重任的，而关乎日本，由政府指定三井、三友等财阀垄断经营被证明是可行的，因此，在中国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便成为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力推的决议，但和日本相比，中国当时有两处不足：其一，民间资本极度孱弱，无力垄断；其二，政府过于强势，并且封建色彩浓厚，几无信誉可言。
同时，在个人考虑中，盛宣怀和张之洞达成用华铁修建铁路的前提条件是其参与“汉冶萍”的根本原因，稳定的供需关系使其预料到有利可图， 但在其对待民间资本态度上，确是只允许投资，而不允许参与管理，而在内部，秉持封建衙门似的模式，客观上为其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条件，据其遗产清单，其个人占据“汉冶萍”公司30%~40%的股份。
考察此时的盛宣怀财富观，应该认识到其中心思想是依附于不同的政治力量，进而兴办实业，其中固然有为自身牟利的考量，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初步兴起，但可惜并不长久，在清廷衰亡后，盛宣怀不再处于政治权力结构中枢位置，而是演化为“富有的资本家”，这种社会角色的变迁，使其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治色彩的消退导致其晚年的保守，可从其投资风格一窥全貌。
二． 辛亥革命：盛宣怀“政治掮客”之路
武昌起义，作为狭义上“辛亥革命”的同义词，和盛宣怀撞了个满怀，在起义爆发后，盛宣怀出逃日本，“汉冶萍”被湘、鄂、赣三省分别“暂扣”，而其在东南的典当祖产亦被当地民军接管，可谓狼狈之极，基于这种情况，此时的盛宣怀在南京临时政府、日本政府、袁世凯三方中交游，力求保全自身产业，前后提出“合办”和“国有”两个方案，也昭示着其演化为“商人”这一角色，一切所为只为自身利益。
盛宣怀所提及的“合办”，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关系密切，面临窘迫的财政状况，孙中山只得借款维持，而日资是其唯一有可能得到的支持，而盛宣怀的“汉冶萍”公司可谓是最佳抵押物，并且日本本在其中有投资，三方由此纠缠在一起，也是盛宣怀有能力开展活动的根本原因，但在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情绪中，对此断难接受，最终提议被搁置。
与之同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盛宣怀便积极游说袁世凯，力争将“汉冶萍”国有，以全自身股份，同时亦可从“省有”和“商办企业”的争议中抽身，可见其考虑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归属国家只是可行策略而已，在种种原因的交融下，袁世凯最终同意“国有”，盛宣怀策略最终奏效。
从“合办”到“国有”，盛宣怀基本遵从政治权力•••••••••••••••的脚步，孙中山有求与日本，盛宣怀便借势日本提议“中日合办”，全然不顾民族情绪和引狼入室之忧。而在袁世凯攫取政治大权后，盛宣怀便反其道而行之，借助此种民族情绪达成“国有”，可谓是无耻。••••••••••••••••••
从清末到民初，盛宣怀所依赖的既有政治格局不复存在，而在崭新的权力体系内，盛宣怀人生的重心偏移至商业利益，而其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能来源于任职所得。考察盛宣怀的从政之路，在前期，不论倚仗李鸿章，抑或转投张之洞，都是力争在权力格局中占有一容身处，进而兴办实业，还有一丝政治理想。而到后期，在政治权力体系内打转，只为维护既得利益，成为“政治掮客”，所谓的政治理想已经死去。
三． 固家守业：盛宣怀“多元投资”
盛宣怀远离政治之后，化身近代中国最早的职业“投资人”，在其产业结构中，田产是最低的，工厂也并非最高，其主要资产分布于股票和地产，颇有现代眼光，盛宣怀股票主要为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等曾任职公司，收入颇丰。但其大部分实物资产是位于上海租借的房地产，在当时中国，租借是国中之国，又有现代法律保障，可谓保值增产的不二选择。
此时的盛宣怀另有一爱好，便是赈济贫民，死后遗产被四六划分，四成用于慈善事业，可谓是引领时代潮流，但这根本原因是其资产过于庞大，其子女所得六成亦可有优渥生活所致。
结论
盛宣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绕过的人物，其由政入商，亲身参与洋务运动中的近现代企业创办，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必须认识到，其前期的政治理想，“与洋商争利”，到后期实质已被抛弃，其赈济、扶贫等活动不能掩盖其官商本质，为深刻理解盛宣怀对待财富的转变，考察其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态度，不难发现，冒天下之大不韪提议“中日合办”，并非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而是保全自身股份利益，而其所谓的赈济无非是掩盖良心不安的施舍行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