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氏与中行氏的交恶，在史料中并没有太多的说明，且两家之间关系原本十分融洽，他们是如何走上势不两立的道路的，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智氏与中行氏都出自荀氏，早年中行氏的创始人荀林父执政时，着意提携他的弟弟——也就是智氏的创始人——荀首进入卿行，开始了两家相扶相携的光辉历史。此后中行庚、中行偃和智罃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但在智罃（武子）之后，智氏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先是智罃的儿子朔早夭，智罃老年丧子，在去世前将自己年仅六岁的孙子智盈（悼子）和整个家族都托付给了中行偃。中行偃去世后，又是在中行吴的扶持下，智盈才算是保住了在六卿中的地位。
待到智盈长大，智氏总算迎来了复兴的曙光。然而不幸的是，平公二十五年（533BC），年仅三十三岁的智盈在赴齐迎亲途中去世，又把偌大的家业留给了尚年幼的智跞（文子）。彼时晋平公又开始动置换智氏的念头，智氏家族再次滑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在智氏家族危难的关头，又是中行吴扛起了保护智氏的重任，直到智跞长大成人。
在君主制下，君主寿命的长短对于家国兴衰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晋国君权的速衰就与君主寿命过短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晋国内部凶险的环境之下，两代君主早夭，对于家族的发展是致命的打击。好在彼时的智氏还有一门显赫的亲戚，在中行氏的细心呵护下，智氏才在两代幼主的领导下不至于被边缘化，也避免了在后来的卿族瓜分土地狂潮中被其他家族所灭的命运，顽强地延续了下来。
有了这么一段过往，按理说智氏与中行氏的关系该是相当融洽的才对，可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当时的情景中进行一番分析。
首先是中行吴的为人。由于熟于战阵，中行吴逐渐成为了一个独断专行的强人。而这种说一不二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应用到了家族管理之中。
在晋国内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稍一不慎就会导致满盘皆输，因此作为卿族的家长，必须要有过人的智慧和勇力。为了让智氏的幼主能够担当起家族的重任，中行吴对于他们的管教应当是相当严苛的，这其中不免会让这两位少主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甚至是敌意。
后世的帝王师往往就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局面，帝师对于幼主管教的越是严苛，等到帝王成人后自己的命运也就会越悲惨。智氏幼主虽然没有办法让中行吴悲惨起来，但内心的怨恨恐怕是永远都无法抹去的，这也是智氏与中行氏反目的心理基础。
其次，站在当时的角度上看，大家都深知六卿共存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晋国六卿之间迟早会爆发冲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比如孙武所预言的，晋国政局最后的走向，必然是政权被最后的胜利者取代，就像田氏代齐一样，三家分晋的结果是当时人们看来或许只是一个意外。国际观察家们预言差别，只在于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晋国人自然也有这样的认知。
因此对于中行氏来说，若是两家能够活到最后，结果还是会合二为一。与其到最后两家对抗，倒不如趁智氏衰弱，就提前将两家和平归一。更何况，谁也无法预料，究竟是谁才能活到最后，两家的并可以让荀氏家族保持持续的竞争力，显然要比各自为政、被人各个击破要好得多。因此我们才看到，两家分家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两家的家长在对外时都以荀氏自居，而不是以他们各自的氏出现。
但对于智氏来说，特别是随着智跞逐渐长大，就会反感于中行氏的控制，一心想保持智氏的独立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从这个角度来看，智氏之于中行氏，就和邯郸氏之于赵氏的关系有些类似了，其矛盾也就有了一定的相似性。
第三点，智氏与中行氏的矛盾，实际上早在魏舒执政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魏舒瓜分祁氏、羊舌氏土地的事件，便是与智砾合力完成的，且最后十县土地的分封，没有给范氏和中行氏余子分封，却独独给了智氏。
而在这之前，正是诸卿瓜分公室的高潮，也是中行吴伐狄略地的关键时期。中行吴在向外开疆拓土的时候，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就会将智氏的武装利用起来；但是在瓜分利益的时候，又很难照顾智氏。利益分配不均是晋国诸卿矛盾集聚的催化剂，也是加速中行氏和智氏离心离德的助推剂。既然从中行吴那里得不到好处，智砾就会从别从寻找，再加上对中行吴的各种怨恨，与中行氏关系分崩离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到中行吴去世后，继任的中行寅为人贪婪而蛮横，使得智跞对其很是厌恶，两家的关系也就越走越远了。至于《左传》中所强调的，智跞宠幸梁婴父而想让他做卿这一点，或许是智跞为了笼络梁婴父而给出的空头支票，在与诸卿关系上，恰恰是最为次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原本属于旧贵族集团、且正把持晋国执政位置的智氏，反而倒向了赵氏所属的阵营，这对于范氏和中行氏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晋国史话》第三辑 / 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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