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们一家三口还都住在奶奶家的老房子里。
老房子是用棕灰色的砖块一层一层摞起来的。这些砖块直接裸露在空气中,风吹日晒,不像现在的房子一样刷漆贴瓷片。为了防止屋内漏水,房顶做成了三角形的斜坡式,个个瓦片的边沿向上翻着,一摞叠着一摞,鱼鳞似的。那时的冬天还很冷,每当下雪的时候,房檐上就会结满又长又粗的冰棱。小孩子们总是会搬个椅子踩上去,把这些明灿灿的冰棱摘下来,咬在嘴里,发出脆响的声音。大人们怎么拦都没有用,他们会找个地方偷偷啃吃。
那时的我还小,很多事情自然不记得,只能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和泛黄的老照片中获取一点信息。
据说当时每个人都很穷,拍照这种奢侈的事情只能等到春节的时候。妈妈个子很高,穿一件简单的红色大衣也不会显得十分张扬。她头发乌黑,很随意的扎在后面,脖子上系着一条暗黑色的花丝巾,双手插在口袋里,裤子是当时流行的喇叭裤,平平的鞋跟,全身上下都散发出知性女人的气息。她的眼神狭长,似乎正对着阳光,表情很不自然,却又露出了一点笑容,生疏但充满自信。
爸爸穿着棕色的皮夹克,领子上的绒毛裹着他的脸。妈妈的眼光很毒道,总是会买一些很多年都不会过时的东西,这衣服一定是妈妈挑给他的。爸爸皮肤很白,鼻梁很高,眉毛也很浓,可惜我一点都没遗传到。当时似乎特别流行小虎队,爸爸赶时髦,也剪了一个跟他们类似的发型,风一吹,还会呼呼动的那种。裤子和鞋子倒没什么新鲜的,这两样寻常人家的衣服几十年都不会有什么改样。照片里,爸爸不再像往日那样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挺享受春节的气氛。
爸爸的怀里,当然是穿着黄色小棉袄的我。脸颊被冻出了红晕,面无表情,一脸懵懂,瞪着一双无辜的小眼看着镜头。一只胳膊搭在爸爸的肩膀上,另外一只胳膊也紧紧地依偎着。当时的我什么都是小的,小小的头,小小的手,小小的脚,小小的身段,小小的脸蛋,就连呼出的哈气都是一团小小的云朵。
当时的我大概什么都不懂,只是喜欢过年,因为有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穿新衣服,全家人都围在火炉旁边谈笑。男人们会聚在炕上打麻将,女人们会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吹嘘,而我呢,就像土匪一样,和一群小孩子在外面撒野,啃啃冰棱,打打雪仗,玩玩捉迷藏。天快黑的时候,不等妈妈叫我吃饭,我直接闻着那香味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春节吧,交通不方便,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不容易,所以人们都格外珍惜着一天两天,似乎把整年的欢乐都耗在了这里,把整年的委屈也都留在了这里。过完年,大家就又能整装待发,而我则长大了一岁。
我们朝着相机站在那里,一如十几年后站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门前,大红色的斗拱式建筑在身后伫立,映着我们脸上的笑容和疲惫,拥抱着一片白花花的天空。其实看来看去,他们似乎什么都没变,只有妈妈脸上的几道皱纹和爸爸越来越多的银发格外明显刺眼。那时候还在上高三,为了自己越发可耻的梦想,他们居然带我来到了那个人生地不熟的繁华都市。那是一次漫长的远行,我们跟着旅行团颠簸了一路,终于在一个遥远的午后看到了东方明珠。
长大的我,对很多事情都记得很清楚,不像小时候,什么事情都要靠照片拼凑回忆。比如妈妈下车后扶着树激烈地呕吐,比如夜晚嘈杂的南京路上,一间咖啡厅内在窗边安静读书的银发姑娘,比如中国馆的明信片,馆外要比馆内便宜五块钱,比如一向方向感很强的爸爸,居然在那里分不清东西南北。
过去越久的事情越容易书写,你不断地篡改着、伪装着,让它们打扮成你现在想要的样子。可是对于五年前的那次远行,我似乎永远写不出照片留下的灿烂笑容背后,那一丝丝的苦涩和羞愧。冥冥中总觉得,那巨大的斗拱像命运般笼罩在我的头顶,绚丽的红色裹着我的周遭,放出金白金白的光环,一不小心便灼伤了离我最近的人。
最近在坚持做运动,强身健体。不光是为了自己,更是想着在我离他们越来越远的日子里,在他们独自慢慢变老的日子里,我能够坚强起来,勇敢起来,能够照顾他们,能够有朝一日拉着他们的手,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3月16日写,20日改。写不出论文,无聊地面对着桌子前的相框发呆,里面夹了两张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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