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已矣乎：算了吧！表示很无奈。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白话文：算了吧！活在世上还能有多久？为什么不随心所欲，听凭自然的生死？为什么心神不定，还想去什么地方？
讼：争也。以手曰争，以言曰讼。从言，公声。讼的本义就是争论，如《易·杂卦》：“讼不亲也。”《易·序卦》：“饮食必有讼。”
讼后延伸指在法庭上争辩是非曲直，如争讼。如《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讼也指打官司，如《周礼·地官》：“争罪曰狱，争财曰讼。”《周礼·大司徒》：“有狱讼者。”
讼也指责备，如王安石《感事》：“内讼敢不勤。”
讼也通颂，指歌颂，如《韩非子·孤愤》：“一国为之讼。”《汉书·王莽传上》：“深讼莽功德。”
本文的“内自讼”意为在内心进行自责。《论语》还提到“内自省”，全文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内自省”意为在内心反省、检查自己，“内自讼”是发现了自己的过错后的行为，“内自省”则尚未发现自己错误时的行为。
一般来说，先有自省，然后才有自讼，最后改正。自讼的前提就是要见自己有过。对自己的过失都不了解，怎么可能自责？
所以曾子要求自己不断地自省，他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算了吧！我从来没有见过发现自己有过失而在内心自责的人。”
本文记载的应该是孔子在某个特定场合发出的感慨。
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大师批注该文时说：“千古同慨，盖自讼，正是圣贤心学真血脉也。”
佛家认为，知道自己过，就叫叫开悟。开悟之后，得悟后起修，起修就是自责，自责就是忏悔。
忏悔当中最重要的是改过自新，后不再造，像颜回能“不贰过”，才是真正的自责。很多人只自责，但没有勇气改过，姑息懈怠，这是自弃。孔子曾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则勿惮改！”
《弟子规》曰：“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只要不自暴不自弃，可以修成圣贤。
也有些人，明明错了，还百般狡辩，不肯承认，甚至极力掩盖，这就叫自欺。子夏曾说：“小人之过也必文”。
也有些人，他不读圣贤书，他分不清是非对错，这就叫自毁。
要挽救人心，一定要大力提倡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已经断了好几代了，所以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了凡四训》中提到：天下聪明俊秀之人不少，之所以不能成圣贤，就是因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因循就是知错不改的意思。
《朱子类语》中有一段对话：“罪己责躬不可无，然亦不当长留在心胸为悔。今有学者幸知自讼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之便无悔！”
悔，重在迁善改过，最忌念念难舍；悔可正人之非，亦可成人之病。
王阳明曾说：“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人的一生不一定都能很伟大，很完美，但至少可以做到无悔青春、无悔一生、无悔人生。
对待过错的最高境界就是“闻过则喜”，孔子曾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因为对待过错的态度不同，所以孔子又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意为：通过看一个人对待过错的态度，就能知道一个人和他内心对仁的体认程度。
汉奸郑孝胥
历史上，出了两个福建籍的遭后人唾骂的大书法家，一个是北宋时期的蔡京，另一个就是清末民初的郑孝胥。
郑孝胥祖籍福建福州，出生于江苏苏州。诗人、诗学家、书法家，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
郑孝胥的父亲进士出身，长期在京城任职。郑孝胥从小饱受传统封建教育，他在光绪八年中举，而且还是解元，也就是第一名。
但在会试时，却失利，未中进士。由于他的书法水平特别突出，1885年，经福州老乡、帝师陈宝琛的引荐，进入李鸿章幕府，借此认识了一干名人。
1893年经李鸿章儿子、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经方安排，郑孝胥得以到日本当外交官，作为秘书、领事等职。在日本三年间，郑孝胥广泛和日本上流人士往来，为以后卖国埋下基础。
甲午战争时，害怕被日本人当人质扣押，郑孝胥回国，收到张之洞的邀请，成为张之洞的幕僚。
1898年8月，张之洞将他举荐给光绪，获得候补道员的身份。此时正值变法，郑孝胥虽然参加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但他立场不坚定，认为变法必定失败。
1903年，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去了广西，加上张之洞等的支持，郑孝胥成为武建军统领，握有广西的军权。
民国时，武建军部下陆荣廷等后来成为军阀，对昔日长官郑孝胥颇为尊重。后因和岑春煊的分歧，郑孝胥托病辞职，去了上海。
在上海期间，郑孝胥已经有大量财富，他不仅投资企业，还和别人组建政治组织。1911年，清廷到台前，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后进京备内阁谘询。
可以说，辛亥革命前，郑孝胥虽有低潮期，可也算平步青云，每次都有贵人相助他出任高官。辛亥革命后，郑孝胥失去往日人脉，高官自然无处可得。
身为遗老的他回到上海居住，整日想象恐“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于是他和上海的日本间谍机构同文书院头目往来密切，他对同文书院头目森茂等人说：“吾当求助于日本，虽不济，亦不以为耻。”
除此之外，他对民国不共戴天，曾有人用重金请他写字，因为落款要求写民国年号，他气愤地当场撕毁作品。梁士诒筹办交通银行时，请他书写了“交通银行”四个大字，收费4000两黄金，依然是不落民国年号。
1923年，郑孝胥又被陈宝琛举荐给了溥仪。溥仪早有耳闻郑孝胥的忠诚，当听到有人举荐时，迫不及待地想任用郑孝胥。
此时溥仪居住在紫禁城中，手中却没有皇帝的权力，连奴才都敢欺负他。内务府所藏大部分没有账目，导致偷窃之事时有发生。所以溥仪想让郑孝胥为自己整顿内务府，郑孝胥也就成第一位汉人内务府大臣。
内务府的人盘根错节，当听到溥仪要整治自己，一个个想法对抗郑孝胥。郑孝胥哪能强压地头蛇，最后只能辞职。但郑孝胥依然待在了溥仪身边。
后来国民军将溥仪赶出紫禁城，郑孝胥开始为溥仪和日本人拉关系。在郑孝胥安排下，溥仪进了日本使馆，郑孝胥自然成为溥仪最信任的人。
溥仪去天津后，郑孝胥为他描绘未来，溥仪深信郑孝胥能让自己复辟。在郑孝胥建议下，溥仪手里的钱大把大把撒。1923年9月，日本地震溥仪捐30万元的珍宝给日本。
1925年，郑孝胥将沙俄将军谢米诺夫推举给溥仪，溥仪给了一大笔钱，使之成为复辟的武力。郑孝胥流水般花着溥仪的钱，但其复辟一直未实现。
为日本人帮助自己，郑孝胥得到溥仪批准后，派儿子到日本活动。溥仪为拉拢郑孝胥，将二妹许给郑孝胥孙子。
1931年九一八后，溥仪借着天津事变掩护，在郑孝胥和日本人安排下去了东北。在东北，郑孝胥继续举着溥仪的招牌，和关东军暗中交易。
日本人认为郑孝胥十分听话，比别人好用。在溥仪成为伪满洲国执政后，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
表面郑孝胥身居高位，实际上是提线木偶，专听日本人的话。在溥仪当上“皇帝”后，郑孝胥以为可以当家作主了，竟对日本主子发牢骚，不想受制了。
日本人哪肯放手，果断向溥仪提议换下郑孝胥，溥仪自然得同意了，他也不想要一个只听日本人话的臣子。
但实际上，郑孝胥被日本人监控起来，连离开长春都得要日本人许可。郑孝胥抑郁寡欢，于1938年3月28日死于长春。
有人说郑孝胥死于肠疾，有人说他被日本人毒死，也有人说，郑孝胥死于内心对国人的愧疚。
郑孝胥死后溥仪竟未到葬礼，仅是礼仪性派人吊唁，宣告君臣关系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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