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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单位内部财产去向不明通过民事诉讼举证能否查明

案例五:单位内部财产去向不明通过民事诉讼举证能否查明

作者: 正洪观点 | 来源:发表于2017-10-13 13:41 被阅读8次

    小编按语:本文发于2005年2月8日《中国法院网》,小编今年重新从事法务工作,最近检索相关资料才发现,最高法院早在1999年4月5日,就已作出相关答复解决了此问题。即《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1999年4月5日[1999]民他字第4号):“……刘坤受单位委派,从单位预支15000元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是职务行为,与单位之间不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此说明,信息不通,就要做很多无用功。但是,该答复并未说明内部关系为什么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而本文则阐述了内部关系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外理的原因。

    一、案件事实

    江口县林业局(以下简称林业局)与其下属单位江口县林业局苗圃场(以下简称苗圃场)有资金往来关系。2001年1月期间,林业局应拨付一笔金额为18248元的业务款给苗圃场。苗圃场的财会人员邬碧霞向林业局提供了应予拨款的相关财务凭据,林业局财会人员张静于1月9日开具了现金支票。随后该款被人持现金支票从林业局银行帐户上取走。后林业局与苗圃场核对帐务,发现该款未入苗圃场财会帐,当地检察机关对此立案侦察,苗圃场财会人员邬碧霞即将18248元款项交给苗圃场入帐,该款被检察院提取。

    后检察院经过刑事侦查,不能查明林业局银行帐户上的18248元款项到底被谁取走,因而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对邬碧霞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将此前从苗圃场提取的18248元款项退还给苗圃场。邬碧霞为此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苗圃场返还不当得利款18248元。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应当得到的财产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据此,构成不当得利有两个要件:一是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应当得到的财利益;二是造成他人损失。在本案中,根据林业局与苗圃场的资金往来关系,林业局应当拨出18248元,苗圃场应当得到18248元。而实际上,林业局确实拨出了18248元,最终苗圃场也只得到18248元。因而,苗圃场得到的该18248元是其应当得到的,即苗圃场得到该款是有理由和根据的,其并未得到不应当得到的利益。故本案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应当判决驳回邬碧霞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是邬碧霞将18248元款项交给其所在单位苗圃场,判断该事实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看此前林业局拨出的18248元款项是否已被邬碧霞得到。如果邬碧霞在此前已得到该款,则苗圃场得到邬碧霞交出的18248元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如果邬碧霞此前未得到该款,则苗圃场得到邬碧霞交出的18248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证明邬碧霞此前已得到林业局拨出的18248元款项的事实之举证责任,应当由苗圃场承担。在本案中苗圃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林业局拨出的18248元款项已被邬碧霞得到,因而该事实不能认定,为此苗圃场从邬碧霞手中得到18248元款项就没有合法依据,已构成不当得利。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林业局拨给苗圃场的18248元款项在两单位相关财会人员经办该款的过程中去向不明,在此情形下苗圃场的财会人员邬碧霞将相同金额的款项交其所在单位苗圃场入帐,该行为是其履行单位职务的内部行为,不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基于该行为发生的争议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因而对本案应当裁定驳回邬碧霞的起诉。

    三、评析意见

    从表面上看,本案争执的问题是苗圃场得到其财会人员邬碧霞交出的18248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但是实质上争执的焦点是此前林业局拨出的18248元款项是否已被苗圃场财会人员邬碧霞得到。

    该案基本事实是林业局拨给苗圃场的18248元款项去向不明,对此从客观上不能排除包括邬碧霞在内的林业局及苗圃场两单位相关财会人员得到该款的可能性;同时,基于邬碧霞在检察院追查林业局、苗圃场的差款问题的情形下,将相同金额的款项交其所在单位的事实,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推论,邬碧霞得到该款的可能性也很大。总之,本案存在邬碧霞有可能得到林业局拨出18248元款项的可能性,面对如此案件事实及相应可能性,法官很难得出支持邬碧霞诉讼请求的内心确信。

    第一种意见认为苗圃场本来就应当得到林业局拨付的18248元款项,现苗圃场也只得到18248元款项,其没有取得不应当得到的利益,即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这种处理方法,是从苗圃场与林业局的关系上分析判断苗圃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是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理解错误。因为,苗圃场是否应当从林业局得到18248元款项的问题与苗圃场得到邬碧霞交来的18248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判断苗圃场从邬碧霞手中得到18248元款项之事实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从苗圃场与邬碧霞的关系上进行分析,而不能从苗圃场与林业局的关系上看问题。第一种意见的处理方法,仅仅抓住不当得利概念的某些字面含义,机械地理解和反向适用该制度,带有“概念法学”方法论的痕迹,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显然不当。

    既然本案不能简单地从概念分析上得出处理结果,那么是否可以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着手寻找处理方法?

    第二种意见即为通过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适用处理该案。如果,将本案放在民事诉讼的框架中处理,无疑第二种意见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解和适用是正确的。根据民事诉讼的的相关理念和原则,当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应当由负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中,对于林业局拨出的18248元款项被谁得到的问题,苗圃场主张该款已被邬碧霞得到,而邬碧霞主张其未得到该款,对此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苗圃场承担证明邬碧霞已得到该款的举证责任,邬碧霞不应承担证明其没有得到该款的举证责任。本案经由诉讼后,邬碧霞是否得到该款的问题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此应当由苗圃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将该案放在民事诉讼框架中,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应当得出的案件事实认定结果。

    前述案件是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因职务关系发生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纠纷。此类纠纷是否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是否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查明事实解决纠纷,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较少涉及的问题。笔者认为,将该案放在民事诉讼框架中处理值得商榷。

    (一)本案纠纷的特点和性质。

    1、本案是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与履行职务行为紧密相关的纠纷。对于林业局拨出的18248元款项被谁得到的问题,在本案民事诉讼之前经由刑事侦查,仍然得不出该款被邬碧霞得到的结论。对于一个通过刑事诉讼都无法查明的事实问题,是否能通过民事诉讼确定判断?由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远远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并且民事诉讼对真伪不明的事实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确认判断,因而一些通过刑事诉讼无法查明的事实问题,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加以解决的。但是,本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邬碧霞作为苗圃场财会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是否从林业局得到18248元款项,这是一个与履行职务密切相关的事实问题。假设邬碧霞得到该款,从职务关系上看,可视为是苗圃场得到该款,而不是邬碧霞个人得到该款;相反,假设邬碧霞未得到该款,那么对此可视为是苗圃场未得到该款,而不是邬碧霞个人未得到该款。与邬碧霞是否得到该款的问题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苗圃场得到邬碧霞交来相同金额的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这也是一个与履行职务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果邬碧霞不是苗圃场的财会人员,或者她不是苗圃场经办从林业局领取18248元款项的相关财会人员,则她不可能向单位上交相同金额的款项。

    2、本案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单位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过程中,经常发生资金去向不明的“差款”现象,或者资金来源不明的“多款”现象。在前述案件中,林业局拨出的18248元款项到底被谁得到的问题无法查明,即为资金去向不明。这类纠纷因其资金去向不明或者资金来源不明,属于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有别于有充分证据证明工作人员侵占单位财产或者单位侵占工作人员财产的案件。

    (二)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司法认知中的特殊性。

    1、工作人员与其所在单位之间的关系具有民事关系和职务关系的双重性。首先,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具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工作关系并不必然排斥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的民事关系。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的民事关系,主要有两种类形:①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因契约而产生的民事合同关系,如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借款关系;②因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如工作人员和单位均享有财产不受对方侵占的权利,对方则有不得侵占相应财产的义务,违反该义务的行为可表现为工作人员以履行职务之便侵占单位财产,或者相反。同时,工作人员与其所在单位之间具有履行职务的内部关系。履行职务的内部关系,在处理财产及资金事务方面具有以下特点:①遵循应然的财会制度,包括国家、行业、主管单位及本单位制定的相应规章制度;②运行实然的财会制度,即应然的财会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③单位的行政命令和工作的具体情况均可以打破实然的财会制度的执行。

    2、前述民事关系与职务关系在实体及诉讼程序上的区别。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的民事关系与职务关系两者相比较,前者遵循民事法律规范及民事交易习惯,后者遵循单位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由于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具体规定均源自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并受民事交易习惯的影响,即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以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交易习惯为基础,故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只能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而对于属于单位内部关系的职务行为,因其主要受单位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的调整,非必然遵循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交易习惯,其不具有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实体法基础和受实体法指引的行为及价值判断基础。因而,对因履行单位职务发生的内部纠纷案件,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下,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认定事实。换言之,对这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内部纠纷案件,不能通过民事诉讼查明案件事实。

    3、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发生的财产纠纷案件在处理上的特殊性。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民事关系,也可能是职务关系,这是同一事实关系符合不同法律关系特征要求的竞合情形。同一事实关系可因其所符合的法律关系的外在显见性不同,或者外界对其所符合的法律关系的认知程度的不同,而被界定为民事关系或者职务关系。如果,工作人员及单位之间侵占财产的事实,是在证据充分,以普通人的认知水平就可得出结论,不需要启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前提下,作出的事实认定,那么应当判断该事实关系已符合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的特征要求,对该纠纷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判令侵占财产的一方返还财产。如果,财产或资金在工作人员和单位之间去向不明,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应当判断该事实关系还不符合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的特征要求,但是符合履行单位职务的内部关系的特征要求,对该纠纷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处理。

    综上所述,该案是工作人员与单位之间因职务关系发生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纠纷,对此类纠纷不能通过民事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查明事实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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